抗日战争史既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着基本稳定、成群的研究队伍和讨论平台。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外战争的首场胜利，对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也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抗日战争史也许比中国近代史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受到国家、社会各界的更大关注。进一步说，抗日战争史研究没有冷寂的理由，关键是如何不断地推动和发展，拿出与其历史与现实地位相匹配的成果。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论著和资料可用汗牛充栋、成就卓著来形容。仅从“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章来看，即便以较为宏观的“抗日战争”主题词进行统计，1979 2016年38年间，期刊文章有44888篇，平均每年1181篇，每天发表3.2篇；1993 2016年23年间，博硕论文有4156篇，平均每年181篇，每2天就产生一篇博硕论文。如果再以较为具体的主题词进行统计和补充，恐将为令人惊愕的海量数字了。¹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价值不高乃至毫无新意的伪劣之作，但即便予以剔除，其成就也颇为可观了。不过，列举以上数据并不是为了高唱赞歌，而是考虑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提高。我主要是从学术视野拓宽的角度，谈一点想法。

所谓学术视野，就是学术研究的境界，它是通过一定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实现的。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如何进入历史、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则取决于学术视野、取决于史观，以及取决于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史学史证明，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另一个是理论、方法也就是学术视野的拓宽和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相比之下，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后者，它带给历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即便是新资料、新对象的发现，除了偶然因素之外，也经常与新的理论方法、新的视野的启发有关，否则，价值再高的资料，也可能视而不见，甚至被看作一堆没有任何用处的垃圾。²具体到抗日战争史研究而言，也同样如此。近些年这一领域取得了众所注目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就与新的理论方法的运用有关。一些学者曾发表过与此相关的带有方法论价值的著述，促进了抗战史的研究。譬如高士华在《抗日战争史研究》2013年第1期、2014年第1期连续发表的卷首语《坚持做“大抗战史”研究》、《拓宽视野，开掘纵深》，就具有扩大学术视野的意义，特别值得关注。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时间、空间和内容，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高士华的前一篇卷首语提出，不仅要研究日本全面侵华以来的抗日战争，还要研究此前日本如何一步步发展到全面侵华战争的，包括自1874年出兵台湾、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不仅要研究中国抗日战争，还要研究近代以来日本的内部变动，也即日本是怎样策划、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不仅要研究战时的抗日战争，还要研究后抗战时代的中日关系。这就是作者所倡导的“大抗战史”的主要意涵，或者进一步说，凡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属于抗战史研究的范畴。这一呼吁，将抗战史研究的时空和内容大大拓宽了。³在此基础上，后一篇卷首语又指出，抗日战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国共决战的走向，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建设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要从历史的连续性的角度进行考察；中国抗战不仅是“国史”的抗战，也是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下的抗战，因此要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探讨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还需要加强国际视野和中外交流，突破本土学者的局限。这一呼吁，进一步丰富了抗战史研究的时空内涵。⁴应该说，以往研究中已有与此相关的议论和实践，但我认为，作者明确地提出上述“宣言”式的看法，必将大大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但既然是“宣言”式的文章，就不可能详细地展开讨论所有的问题。我这里想进一步提出的是，应自觉地从具体的理论与方法上继续拓展新的研究视野，或许，也只有如此才能更加深层次地提高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水平。

与历史研究有关的理论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也即史观。譬如，中国史学经历了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多元化史学的时代；另一类是与历史学相关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譬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近些年哈贝马斯、福柯、吉尔兹等学者的著作对中国学界包括史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以清末民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时期最为活跃，上述所谓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多元化史学，就是其典型的表征。还要说明的是，这些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多与新兴的相关学科、社会变动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因为历史学本身很难产生理论和方法，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多是与其他学科、社会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说，几乎历史上产生的所有史学理论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都有其解释力，它们之间应该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⁵而不是互斥和替代的关系。我们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史学，现在已变成传统史学的一部分，往往因其存在一些问题或由于误解而产生一些问题受到诟病。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传统革命史观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其适应性和有效性。不过，学术研究总是随着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运用而获得进步的，近几十年来，多元化史观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不仅对传统史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甚至对历史研究具有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譬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是国际史学界非常有影响的流派，其理论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在传统视野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领域不太被关注，其实很值得中国史研究包括抗日战争史研究借鉴。

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既是与相关学科相交叉的产物，也是它们自身相互影响、互为解释的产物。几个史学领域及其理论方法虽有区别，但也有共性，共性之一就是突破领袖、精英视角，反抗宏大主流叙事，强调从宏观历史转向地方性的微观历史，将普通民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强调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解释历史，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由精英强加给民众的历史书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归；共性之二是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如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这些其实是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但能够极大丰富历史的认识；共性之三是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如表达与现实、政府与社会、道德与理性以及博弈论、认知冲突论、个人主体性等，为深入分析历史现象包括一些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迄今，已有不少成功的代表作，如美国学者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⁸、法国拉杜里的《蒙塔尤》⁹、奥祖夫的《革命节日》¹⁰、梅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¹¹，以及留美华裔学者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¹²、《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¹³、卢汉超的《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¹⁴、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¹⁵等。台湾学者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  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¹⁶以及大陆学者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  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¹⁷、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¹⁸、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¹⁹，也是运用新理论方法的力作。在抗日战争史领域，也有的论著利用新理论方法进行了研究，如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²⁰、丸田孝志的《革命的仪礼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²¹等，但也不能不说，我们还很少看到与以上作品类似的著作。

新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主要来自于西方，但理论和方法与具体的问题不同，与对问题的分析结论更有差异，它往往具有超越地域、超越学科和方向的应用价值。受以上新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成果的启发，我们可以尝试对抗日战争史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仅举几例，譬如：

在想象、形象方面，抗战期间的各种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政权以及美国、苏联等强国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形塑乃至想象的。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形象，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力量中怎样形成和演变的，这些认识和想象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进而如何影响了领袖？除了领袖人物，普通民众如农民、工人、女性以及地主的形象又是如何变化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话语、概念方面，抗战时期的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各种话语如中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人民、民众、自由、民主、平等、富强、革命、解放、共和、封建、帝国主义、殖民地、阶级、汉奸等是如何演变的？话语与概念的演变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关系如何？对国共两党所辖区域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新名词方面，国统区、大后方、沦陷区、八路军、新四军、日本鬼子、两面政权、堡垒户、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边币、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其所反映的抗战时期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含义如何？

在心态史方面，面对日本侵略，普通民众以及国共两党著名将领或政治精英，有何反应？他们参加抗战的初衷是什么，这些初衷与两党及其政府的宣传是什么关系？有一些人沦为屈服于日寇和日伪政权的汉奸、伪军，其初始动机又是什么？在不同政权实施的策略和措施之中，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是如何反应的，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生态方面，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权、策略等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具体说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政权、不同区域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有何制约？反过来，不同政权、不同区域的策略、手段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以抗日根据地为例，中共持久战、游击战术和根据地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是何关系？

在日常生活方面，抗战时期不同政权、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国民党、共产党、日军和伪军士兵的日常生活，尤其值得关注。士兵并不总是处于打仗状态，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疾病、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

在身体史方面，抗战时期不同政权是如何渗透、发动和利用民众的身体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身体包括物质的身体和精神的身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遭遇、反应、行动是怎样的？身体的变化隐含了怎样的权力关系、社会观念和历史特性，这种变化对抗战的影响如何？

在历史记忆方面，国共两党如何将中华民族历史、民族英雄史等经过加工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和动员之中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抗战的需求有无冲突，如何解决的？民众的传统历史记忆和党派、政府的记忆宣传是怎样一种关系？新的民族集体记忆对抗战产生了什么影响？还有，沦陷区日伪政权是如何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对民众集体记忆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象征物方面，服饰、旗帜、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等象征物是如何被抗日战争不同政权、不同党派、不同群体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对这一时期的民族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关系，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

在阅读方面，无论是党派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还是报刊杂志、文学作品等等，是如何形成、生产和发行的？有哪些传播渠道和网络？哪些人群（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成分等）在阅读，尤其是普通民众是如何阅读、接受或抵制的，反过来这些阅读对党派、政府、作者、报刊等又有哪些影响？

在抗战结束后的历史演进中，以上各个方面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党派斗争、权力控制、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等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如何？

应该说，各个方面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互有交叉。这些问题本是历史研究应有之义，但由于受以往史观或方法的局限，多被抗战史学界忽视了。笔者曾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发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产生过一定的反响。该文认为，抗日根据地社会史至少应该研究以下几个内容，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其中有的也涉及到本文所提到的问题。²²但本文所谈的视角和视点，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除此以外，我对以往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综述性、回顾与瞻望性文章也做过检索和阅览，还很少发现从以上视角和方面做过阐述，由此大概可以证明抗战史学者相关意识的不足。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问题都是史学碎片，这种研究将导致碎片化的结果。笔者以为，历史本来就是由碎片构成的，无碎片何来整体？但碎片研究并不必然导致碎片化，只要具备整体史意识，只要将之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只要遵循以小见大的方法，就可丰富和提高整体史的认识，再小的题目也不能说是碎片化。何况，碎片与整体、微观与宏观本身就是相对概念，不可绝对化。²³如果说本文所涉问题为碎片化，那么放宽历史的视界，抗日战争是否为中国历史的碎片，更不用说是否为人类历史长河的碎片？按此逻辑，抗日战争史还有进行研究的必要吗？所以，碎片与历史研究之间并不是反向和排斥的关系。尽管如此，抗日战争史就其本身而言仍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应该围绕整体史做出清晰的说明和总结。正如我们在城市穿街走巷，游逛景点、商场、古建筑，但要想胸有全局、一目了然，仍需要一张指引方向的凝缩地图。

笔者还要强调的是，例举以上问题，并不是说以往传统视野下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研究不重要了，相反，我仍然认为，这些领域绝对处于抗战史舞台的中心角色，其实即便在传统视野下，许多问题仍没有深入挖掘，更未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是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它依然是不断实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突破的门径。只是相较而言，我们对传统视野的理论方法以及问题较为熟悉，而对以上我所例举的问题比较陌生，之所以陌生，恰恰是因为过去太熟悉的东西遮蔽了一些原本丰富的历史面相。问题是，这些面相并非可有可无，如果不对它们进行考察，所谓抗战史的中心角色也就失去了赖以生长的舞台，悬于半空之中，从而难以理解。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史教授方纳讲：“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必须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总不能对近年来史学界的变化视若无睹，而一味埋头按照原来的路子进行研究和写作。”²⁴方纳所言虽然是针对美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谈的，但对我们研究抗战史也富有启示。相信通过前述新的问题的研究，可以扩大和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面相，同时也可回应国际史学潮流，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立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换句话说，对于国外的先进理论方法及其成果，最终目的不在于了解、学习和汲取，而是之后的摆脱、超越和创新，反过来影响国际史学的前途，显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²⁵可以说，近些年来的抗战史研究，有的论著本文所说的问题已有所涉猎，只是以自觉的理论和方法意识进行研究者仍属较少，因此我在这里专门提出应该是有意义的。²⁶

至此，笔者还想重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述，“历史是持续的，过去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²⁷在历史上曾呈现为主角的，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既可能依然是主角，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而被其他学术热潮所代替。反过来讲，在历史上曾是配角的，也可能变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回溯中外史学史之历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研究中心与边缘的变换是常有的事。正因为此，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既无需担忧从中心滑向边缘，也无需为由边缘升入殿堂而忘忧。总之，历史存在的主次与历史研究的主次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恰恰证明了历史研究的步伐处于变化和前进之中，历史研究不是因为此而更有无限的魅力吗？

（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此文曾提交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6月《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合办的“华北与抗日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王奇生、高士华、徐勇、黄道炫、臧运祜、胡永恒等学者的指教，谨此致谢。

¹所列数字，为笔者根据“中国知网”所做的最新统计。

²参见拙作《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1页。

³高士华：《坚持做“大抗战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5页。

⁴高士华：《拓宽视野，开掘纵深》，《抗日战争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5页。

⁵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1990年），《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三联书店，1996，第142页。

⁶美国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说：“平民百姓可以创造历史，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受历史支配。”（氏著《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5页）

⁷（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⁸（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商务印书馆，2008。

⁹（法）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 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

¹⁰（法）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

¹¹（法）雅克·梅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项颐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¹²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¹³王笛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¹⁴卢汉超：《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¹⁵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

¹⁶黄金麟：《政体与身体  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 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¹⁷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  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¹⁸陈蕴茜：《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¹⁹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²⁰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²¹（日）丸田孝志：《革命の仪礼  中国共产党根拠地の政治动员と民俗》，东京：汲古书院，2013。

²²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第189 199页。

²³李金铮：《整体史观：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4 28页。

²⁴王希：《美国史学三十年：变革与挑战  埃里克•方纳访谈录》，王希等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7页。

²⁵在国际学术格局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等曾提出要将中国史学的学术中心从国外拉回到中国北京。历经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不承认，在许多领域和问题上，仍未突破学术弱国的地位。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提出要努力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实现中国学术的大国、强国目标。但其前提之一，仍是要在学习外国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学术观点的创新。

²⁶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试图借共产党历史来表明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的一种理念。针对以往革命史研究中的问题，我提出要改变传统的党史观念，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譬如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的链接等。本文试图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等新兴的史学理论方法及其成果，来拓展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这一看法也可以作为“新革命史”理念的补充。

²⁷（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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