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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重写旧京》研读会
转载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nodeid=125&page=ContentPage&contentid=1152
2017年12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四期研读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围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季剑青研究员的新著《重写旧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展开讨论。该书作者季剑青担任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岳永逸，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建伟，文研院第二期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讲师刘亦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赵益民博士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季剑青研究员表示，从城市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的学科角度来看，北京研究与主流的上海研究相比略微薄弱，直到近几年才呈现后来者居上之势。因此，探寻发现北京近代性和现代性的特质有着独特价值。与此同时，过往的很多北京研究主要侧重社会史方面，并多以现代化视角作为出发点考察北京的转型。但在这种视角下，北京的独特性并不突出，因此，他希望通过探寻北京的特殊性，努力提供一种突破上海主流研究范式的视野。
接下来，季剑青研究员介绍了《重写旧京》一书的主旨与核心思想。其一，本书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古老都城的子民，北京人是如何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对待和处理过去的遗产的？这一问题不仅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具有典型性，在全中国也具有普遍性 南京、杭州、西安等文化古城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季剑青研究员认为，过去的城市史研究人员对社会、经济、建筑空间等物化层面关注较多，对日常生活经验关注较少 但实际上，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赋予了城市真正的生命内涵。因此，他希望突出人的重要性，考察在北京生活的人对这座城市的主观情感和态度。
其二，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话题。通常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文学文本考察现代人的都市经验。但问题在于，研究者常选取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作为材料，注重当下的都市经验，而忽略了过去的城市经验以及人们的怀旧情感。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发掘城市历史与人们情感，并进行跨学科的尝试。在材料选择上不必局限于文学文本，可将城市规划、改造方案等纳入进来。
其三，在西方历史学界有“记忆转向”这一概念，即将以前历史学不太关注的东西也纳入到历史研究当中。它的范式变化侧重于两点：一是不再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转而关注个人的私人历史、日常生活史和口述史，并从记忆的角度，探寻记忆与少数群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二是面对20世纪众多灾难（如战争、核事故等）时，通过记忆研究弥合创伤经验。季剑青研究员表示，将记忆转向运用到城市史研究会带来怎样的变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接下来，与会嘉宾逐一对书本内容进行了讨论、交流。唐晓峰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北京的近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重写旧京》通过不同主角的不同记忆来书写城市，是很独特的角度。如著名北京历史研究专家侯仁之教授的北京记忆就引人深思。侯先生未研究民国时的北京，本人也没有胡同的居住经验。他更注重从历史地理角度提出学术性问题，且因拥有中山公园的皇家园林记忆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唐晓峰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在经历了众多历史惊涛之后，当下的北京将城市保存和发展的特质定义为三“风” 历史风韵、首都风范、现代风貌 但基调到底是什么并不明晰。很多东西都在北京城里来回“颠倒”着：过去普通的卤煮现在却身价百倍；满族人的自我认同心理也随着起伏的命运不断变化……总之，北京城的问题一直处在热切的探讨氛围中，却又不能立即得出结论。唐晓峰教授还指出，人们花费三十多年的精力而完成的北京地图，不过是一幅死气沉沉的画面，只有将其同书写结合起来，才能使所有的东西盘活。因此，研究也是需要相互补充的，而从各个领域的视角出发研究北京城才是一种相互支持的表现。
接下来，岳永逸教授提出了自己对于这本书的意见。他认为，北京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通过这本书，他看到了北京的沉着，也感受到作者与不同专业人士间的共鸣，开创了从不同角度书写北京的可能性。但作者若要将不同学科的写作内容和方式一网打尽，难免顾此失彼。此外，也存在选取分析文本时偏重精英知识分子的问题。关于北京城，可供查阅的资料很多，而关键点在于我们如何赋予它意义与价值；在书写层面，北京仍有拓展的空间，如城乡关系。
北京市社科院王建伟研究员表示，作者并非将论文简单地集合成书，而是从三十余万字的体例缩减到现在的规模，且基本上围绕一个主题 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作者平缓、冷静地审视这个城市，关注到了不同时期人物含混的身份和复杂的心态。其实，有关北京的城市史研究数量不少，而关键点则是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与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当中的地位并不匹配。本世纪以来，从文学角度切入的研究，不仅扩大了北京史的研究边界，还在方法论层面突破了北京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意义。
随后，袁一丹副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所谓的北京近代性，更多地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梁启超曾经将这种近代性，精辟的概括为“两头不到岸”的迷复循环状态 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北京的近代，其实都是两头不到岸的状态，或能够隐隐看到对岸，但往哪里走却无从知晓。而无论是唐晓峰教授关于北京不确定性的论述还是梁启超的概括，二者在这本书里找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论述方向，即博物馆化。书中的博物馆化是一种认知模式，也是人们对待过去、对待传统态度的一个隐喻。袁一丹副教授进一步指出，琉璃厂更好地说明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它承载着文化阶层的流通，更能够体现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融合的感觉。此外，她还对文学在城市研究里的承重力问题，新文学、白话文在书中的位置问题，以及俞平伯《陶然亭的雪》这一具体文本与季剑青研究员进行了讨论。
季剑青研究员回应时表示，书中的博物馆化是一种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他更侧重在博物馆化没有完全实现之前，即人们与过去、与“旧京”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之前，描述人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过渡状态。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同，感情也很复杂，所以会显得更加丰富有趣。当下的琉璃厂与很多文玩街一样已经博物馆化了，毫无生气。因此，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古迹，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陶然亭的雪》则主要是想表达在那个时间段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表意方式，它确实具有与过去文人趣味不同样的书写方式。
刘亦师老师从建筑史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澄清了城市史、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史等不同学术概念的内涵，并对书中的跨学科角度、史料运用、时间框架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同学科书写城市史时会在选材方面存在不同的取舍标准，且不同学科间可互相借鉴。他还表示，时间也存在断裂和延续性的问题，比如，1949年前后的北京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值得进一步考察。接下来，刘亦师老师就近代性这个关键词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上海的城市建筑规划相对简单（比如淮海路的建筑只要与欧洲相同即可），但北京却是左右摇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北京慢慢拥有属于自己风格的城市规划体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结点。最后，他与季剑青研究员就营造学社、田园城市中需要商榷的地方进行讨论。
赵益民博士则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对《重写旧京》的几点体会。他认为，旧京这一概念实现了时间、空间的双重把握，现代性则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一方面，本书以空间解读历史；另一方面，也以历史的视野重新解读了城市空间。总之，人们意识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而这对于北京城意义重大。随后，他与季剑青研究员就城市空间的概念化和现代性这两个重要概念进行了讨论，如底层普通人城市记忆的缺失问题，进步的线性时间观与现代主义理念等。
随后，学者们围绕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新北京方案、北京城博物馆化、香厂的现代化建设方案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唐晓峰教授回顾了梁陈方案的历史渊源后指出，一些未变成实际的设想依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除了结果，人的想法也是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些思想虽在当时没有成功，后来还是被实现了。随后，唐晓峰教授对近代与现代的概念也进行了论述。他表示，此二者不是时间概念，带有不同的自身属性。不同政党、不同人对同一个时间和事件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人们对城市近代性和现代性的理解也不一样。但大致公认的一点是，共产党占据北京城之后是北京城现代性的起始。
唐晓峰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城市是一个地理事物，地理学是认识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它包含空间、场所的概念，以及认同的问题。历史未必是真实的，人们若想梳理真正的历史阶段，就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占优势的结论，而要让诸多竞争性问题在空间中存在。地理学认为，空间里存在的一切，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类建筑，或者其他，都是对空间的书写。以北京城为例，它既可以从文学角度书写，也可以从建筑学角度书写。不过，在“书写”一词出现后，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因为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宣传与书写，仅城市地理学这一门学科就可从各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阐释。此外，他还表示，北京是一个丰富而多元的地方，若将整个北京城当作博物馆来看待是万万不可取的，只能将某个部分进行博物馆化处理。
一百年前，北京城“新城区”香厂规划引发了学者们的强烈兴趣。民国初，北京香厂一带（现前门和西单附近）建有一批颇具现代化风味的建筑，最早的公共厕所也出现在那里。唐晓峰教授认为，香厂的现代化（而非博物馆化）贴合百年前北京城的多元化发展，这点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论坛嘉宾针对在座师生关于大兴西红门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与城门的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季剑青研究员认为，理论和实际操作存在距离，拆迁问题在理论方面有较好的解释，但到了具体操作层面就特别讲究处理方法与处理水平。唐晓峰教授强调，现代性含有充分利用传统资源的意义，就像北大历史，红楼本身、红楼前的中老胡同及红楼后的操场对五四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场所作用。而民国史问题则是更为切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唐晓峰教授还表示，至于北京城墙和城门的排水问题，古人的智慧是无需怀疑的。不拆城墙的关键性因素是土的搬运问题，因此，城墙是逐渐拆掉的，并非一蹴而就的。
2017年12月4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四期研读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围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季剑青研究员的新著《重写旧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展开讨论。该书作者季剑青担任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岳永逸，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建伟，文研院第二期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讲师刘亦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赵益民博士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季剑青研究员表示，从城市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的学科角度来看，北京研究与主流的上海研究相比略微薄弱，直到近几年才呈现后来者居上之势。因此，探寻发现北京近代性和现代性的特质有着独特价值。与此同时，过往的很多北京研究主要侧重社会史方面，并多以现代化视角作为出发点考察北京的转型。但在这种视角下，北京的独特性并不突出，因此，他希望通过探寻北京的特殊性，努力提供一种突破上海主流研究范式的视野。
接下来，季剑青研究员介绍了《重写旧京》一书的主旨与核心思想。其一，本书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古老都城的子民，北京人是如何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对待和处理过去的遗产的？这一问题不仅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具有典型性，在全中国也具有普遍性 南京、杭州、西安等文化古城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季剑青研究员认为，过去的城市史研究人员对社会、经济、建筑空间等物化层面关注较多，对日常生活经验关注较少 但实际上，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赋予了城市真正的生命内涵。因此，他希望突出人的重要性，考察在北京生活的人对这座城市的主观情感和态度。
其二，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话题。通常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文学文本考察现代人的都市经验。但问题在于，研究者常选取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作为材料，注重当下的都市经验，而忽略了过去的城市经验以及人们的怀旧情感。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发掘城市历史与人们情感，并进行跨学科的尝试。在材料选择上不必局限于文学文本，可将城市规划、改造方案等纳入进来。
其三，在西方历史学界有“记忆转向”这一概念，即将以前历史学不太关注的东西也纳入到历史研究当中。它的范式变化侧重于两点：一是不再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转而关注个人的私人历史、日常生活史和口述史，并从记忆的角度，探寻记忆与少数群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二是面对20世纪众多灾难（如战争、核事故等）时，通过记忆研究弥合创伤经验。季剑青研究员表示，将记忆转向运用到城市史研究会带来怎样的变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接下来，与会嘉宾逐一对书本内容进行了讨论、交流。唐晓峰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北京的近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重写旧京》通过不同主角的不同记忆来书写城市，是很独特的角度。如著名北京历史研究专家侯仁之教授的北京记忆就引人深思。侯先生未研究民国时的北京，本人也没有胡同的居住经验。他更注重从历史地理角度提出学术性问题，且因拥有中山公园的皇家园林记忆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唐晓峰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在经历了众多历史惊涛之后，当下的北京将城市保存和发展的特质定义为三“风” 历史风韵、首都风范、现代风貌 但基调到底是什么并不明晰。很多东西都在北京城里来回“颠倒”着：过去普通的卤煮现在却身价百倍；满族人的自我认同心理也随着起伏的命运不断变化……总之，北京城的问题一直处在热切的探讨氛围中，却又不能立即得出结论。唐晓峰教授还指出，人们花费三十多年的精力而完成的北京地图，不过是一幅死气沉沉的画面，只有将其同书写结合起来，才能使所有的东西盘活。因此，研究也是需要相互补充的，而从各个领域的视角出发研究北京城才是一种相互支持的表现。
接下来，岳永逸教授提出了自己对于这本书的意见。他认为，北京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通过这本书，他看到了北京的沉着，也感受到作者与不同专业人士间的共鸣，开创了从不同角度书写北京的可能性。但作者若要将不同学科的写作内容和方式一网打尽，难免顾此失彼。此外，也存在选取分析文本时偏重精英知识分子的问题。关于北京城，可供查阅的资料很多，而关键点在于我们如何赋予它意义与价值；在书写层面，北京仍有拓展的空间，如城乡关系。
北京市社科院王建伟研究员表示，作者并非将论文简单地集合成书，而是从三十余万字的体例缩减到现在的规模，且基本上围绕一个主题 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作者平缓、冷静地审视这个城市，关注到了不同时期人物含混的身份和复杂的心态。其实，有关北京的城市史研究数量不少，而关键点则是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与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当中的地位并不匹配。本世纪以来，从文学角度切入的研究，不仅扩大了北京史的研究边界，还在方法论层面突破了北京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意义。
随后，袁一丹副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所谓的北京近代性，更多地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梁启超曾经将这种近代性，精辟的概括为“两头不到岸”的迷复循环状态 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北京的近代，其实都是两头不到岸的状态，或能够隐隐看到对岸，但往哪里走却无从知晓。而无论是唐晓峰教授关于北京不确定性的论述还是梁启超的概括，二者在这本书里找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论述方向，即博物馆化。书中的博物馆化是一种认知模式，也是人们对待过去、对待传统态度的一个隐喻。袁一丹副教授进一步指出，琉璃厂更好地说明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它承载着文化阶层的流通，更能够体现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融合的感觉。此外，她还对文学在城市研究里的承重力问题，新文学、白话文在书中的位置问题，以及俞平伯《陶然亭的雪》这一具体文本与季剑青研究员进行了讨论。
季剑青研究员回应时表示，书中的博物馆化是一种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他更侧重在博物馆化没有完全实现之前，即人们与过去、与“旧京”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之前，描述人们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过渡状态。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同，感情也很复杂，所以会显得更加丰富有趣。当下的琉璃厂与很多文玩街一样已经博物馆化了，毫无生气。因此，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古迹，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陶然亭的雪》则主要是想表达在那个时间段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表意方式，它确实具有与过去文人趣味不同样的书写方式。
刘亦师老师从建筑史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澄清了城市史、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史等不同学术概念的内涵，并对书中的跨学科角度、史料运用、时间框架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同学科书写城市史时会在选材方面存在不同的取舍标准，且不同学科间可互相借鉴。他还表示，时间也存在断裂和延续性的问题，比如，1949年前后的北京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值得进一步考察。接下来，刘亦师老师就近代性这个关键词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上海的城市建筑规划相对简单（比如淮海路的建筑只要与欧洲相同即可），但北京却是左右摇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北京慢慢拥有属于自己风格的城市规划体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结点。最后，他与季剑青研究员就营造学社、田园城市中需要商榷的地方进行讨论。
赵益民博士则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对《重写旧京》的几点体会。他认为，旧京这一概念实现了时间、空间的双重把握，现代性则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一方面，本书以空间解读历史；另一方面，也以历史的视野重新解读了城市空间。总之，人们意识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而这对于北京城意义重大。随后，他与季剑青研究员就城市空间的概念化和现代性这两个重要概念进行了讨论，如底层普通人城市记忆的缺失问题，进步的线性时间观与现代主义理念等。
随后，学者们围绕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新北京方案、北京城博物馆化、香厂的现代化建设方案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唐晓峰教授回顾了梁陈方案的历史渊源后指出，一些未变成实际的设想依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除了结果，人的想法也是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些思想虽在当时没有成功，后来还是被实现了。随后，唐晓峰教授对近代与现代的概念也进行了论述。他表示，此二者不是时间概念，带有不同的自身属性。不同政党、不同人对同一个时间和事件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人们对城市近代性和现代性的理解也不一样。但大致公认的一点是，共产党占据北京城之后是北京城现代性的起始。
唐晓峰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城市是一个地理事物，地理学是认识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它包含空间、场所的概念，以及认同的问题。历史未必是真实的，人们若想梳理真正的历史阶段，就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占优势的结论，而要让诸多竞争性问题在空间中存在。地理学认为，空间里存在的一切，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类建筑，或者其他，都是对空间的书写。以北京城为例，它既可以从文学角度书写，也可以从建筑学角度书写。不过，在“书写”一词出现后，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因为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从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宣传与书写，仅城市地理学这一门学科就可从各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阐释。此外，他还表示，北京是一个丰富而多元的地方，若将整个北京城当作博物馆来看待是万万不可取的，只能将某个部分进行博物馆化处理。
一百年前，北京城“新城区”香厂规划引发了学者们的强烈兴趣。民国初，北京香厂一带（现前门和西单附近）建有一批颇具现代化风味的建筑，最早的公共厕所也出现在那里。唐晓峰教授认为，香厂的现代化（而非博物馆化）贴合百年前北京城的多元化发展，这点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论坛嘉宾针对在座师生关于大兴西红门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与城门的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季剑青研究员认为，理论和实际操作存在距离，拆迁问题在理论方面有较好的解释，但到了具体操作层面就特别讲究处理方法与处理水平。唐晓峰教授强调，现代性含有充分利用传统资源的意义，就像北大历史，红楼本身、红楼前的中老胡同及红楼后的操场对五四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场所作用。而民国史问题则是更为切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唐晓峰教授还表示，至于北京城墙和城门的排水问题，古人的智慧是无需怀疑的。不拆城墙的关键性因素是土的搬运问题，因此，城墙是逐渐拆掉的，并非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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