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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学术史的研究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相关著述一再问世,讨论的问题也越发宽泛,触角深入到不少领域,甚至大有取代传统思想史研究之势。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表面上也是如此。
关于学术史何以会在近些年勃兴,一些学者曾作过探讨。有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热入手,认为从关注文化史到关注学术史,“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关注学术史,则又是多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1也有学者引入晚清时人对学术史的关注为参照系,认为当时学者之所以热衷梳理学术史,“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这样的结论,大体是考量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环境而得出的。的确,从文化史到学术史,是学术逻辑演化的必然;而20世纪末的时代情境,跨世纪的特殊氛围,恰好强化了这一逻辑,当时各类学术刊物(如《历史研究》)连篇累牍地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学术历程的情形,即可证明此点。也就是说,世纪之交,借学术史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思和检讨走过的路,以使中国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来,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思路和做法。这与百年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关注于自身学术所由出的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正由于今日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近百年来的学术史,所以令得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在整个学术史研究中相对显眼一些。
谈到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自然要将民国学术史作为主要对象来看待。众所周知,近现代的中国学术实际是中西交融的产物,一方面承继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接受欧风美雨的冲击,中、西学术相激相荡,相融相合,铸就当今的学术风貌。在这一过程中,民国时期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1928年前的北京政府时期。谈及西学进入,不能不强调1894年甲午战争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我们看重它的主要是政治意义,其在思想学术上的意义远不及甲午战争。因为鸦片战争并没有使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产生根本变化,并没有使中国的读书人真正觉醒,所谓“开眼看世界”的是极少一些人,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甲午战争才真正使中国读书人觉醒。对当时读书人来说,甲午战争老大帝国败于蕞尔小国的命运,是对他们心灵和精神的极大冲击,《马关条约》签订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他们的心头。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这样的认识,表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迅速唤醒。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勃兴。知识界中的先进分子在强敌树立的成功样板前,开始反思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于是,变被动为主动,以敌为师,敞开胸襟,积极吸纳导致日本成功的西方思想、学术精髓,自觉地以西学来改造中学。这样,道光、咸丰之后在中国传播开来的西学发生突变,不再是缺乏章法的缓慢进入,而是有章法的大举拥入,成建制,成体系,并以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为主,谈西方的思想、学术、政治制度,谈民主、自由理念等等。读书人中的多数已经意识到我们固有的学术是存在问题的,必须加以改进,建立起“近代”的学术,而改进的样板自然是西学。此后,一系列因素促成中国思想学术系统的改变。在这方面,制度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光靠一两个人呼吁而没有制度建设是无法奏效的。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科举的废除等等,都是学术系统改变的重要推手。这样的改变,即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转型,一般认为是经过了从戊戌到五四的两代人才得以完成,差不多前后三十年。可以说,戊戌前后学术主体形态开始变为中西交汇的学术,民国初年变为西方形态,五四时期基本固定下来,直至今日。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的时期。从此,中国学术按照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进而形成延续至今的新传统。这里尤为关键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研究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现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当时的北京政府,尽管有一些文化专制主义举措,但还是给予学者较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允许各种学术观念、主张并存并且彼此展开争论;而且当时社会空间的相对扩大,如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建立与迅速发展,报刊、出版业的极大发达,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等等,为学界精英结合成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故而一旦学术转型成功,学术界很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为此后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使得民国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民国学术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近年来也引起很大的关注甚至争议,但众声喧哗之下,非常严谨的、学术史层面的学理研究并不充分,较之民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还远远处在落后境地,仅是表面热闹而已。这缘于多种因素,其中如何定位学术史、如何分梳学术与思想、如何以广阔的文化史视野看待学术史等等,都是关键所在,若要使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并取得较大突破,这些当是需首先思考的问题。
笼统来说,民国学术史是民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史研究的共有特征。但学术之为学术,自有其不同于文化、思想的独立特征,所以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应与民国文化、思想史有所区别。追根溯源,“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4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5“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6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座标对中国学术所作的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会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原。这正是当年学术史走上学术前台并成为显学的现实依据。相较而论,今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时代环境与当年有很大不同,但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却无根本差别,同样需要以西学为参照系,探讨有“学”有“术”、有“体”有“用”的中国学术发展历程,民国学术也应在这样的定位下研讨。当然,学术与思想紧密相关,二者常常合而为一,所以直到今天,学术与思想或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界限问题,仍是尚未厘清的问题,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咸为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也许不必刻意区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领地,同一研究对象,切入的角度不同,便会显示出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差异,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思想史的研究会赞赏它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学术史的研究则会孜孜于该书内容的学理探讨,从而不会对它作出很高评价。一个是强调作用于人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的思考;一个则强调是否合于学理,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理路的不同,带来结论的差异。如果不强分畛域,面对思想史或学术史的不同课题时,依据课题具体情况,或侧重思想史视角,或侧重学术史视角,采两者之长灵活运用之,也许研究成效会更理想。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思想史的视角固然非常重要,文化史的视野也必不可少。思想二字从“心”,集中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较为空灵;学术虽也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更重求真求实,强调脚踏实地;文化则具有包容性,精神、物质两个层面都在其中。较之思想的超越古今、天马行空,学术的步伐相对笃实,而且对外在环境依赖较大,民国学术尤其如此。近代中国,社会空间扩大,学术也愈来愈脱离国家、政府的控制而走向独立,不过这种独立是需要条件保障的,如软环境方面的观念形态,硬环境方面的制度建设、物质保障等。要研究民国学术史,学科、学人、学术著述等自然是主要对象,但对保障学科发展、学人能够独立从事研究的观念形态、制度建设、物质条件等因素也不能弃置不顾,这些甚至是民国学术得以成立的前提。广义而言,这几方面都在文化史视野之内,无论是属于精神上的,还是属于物质上的,都是文化史研究题中必有之义。所以,学术史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史的视野,民国学术史应以民国文化史作为基本的依托。
(作者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1耿云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序》,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1页。
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本,第1页。
4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第1248页。
5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第1478页。
6刘师培:《国学发微》,《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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