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拙著《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的“后记”中随性写了一段“越界”的话：“北洋是中国由专制王朝转向共和民国的过渡时期，历史传统在此有断裂，有延续，有转化，可谓新旧杂糅，危机与生机共存，军阀混战的乱象中充满着文化复兴的希望，同时在多种政治势力竞争的过程中，孕育着新的政治生命与多元政治取向。只是由于学科壁垒，而成为晚清史与民国史两不顾地带，因而是近代史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现在的民国史研究，几乎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史研究，很有必要回到北洋。从晚清史研究进入北洋，更是顺理成章。”当时只是模糊地有感于北洋史研究的学术魅力，我呼吁民国史研究“回到北洋”，也期待自己从晚清史研究“进入北洋”，但我自知人微言轻，当然无法撼动民国史研究的大趋向，而自己更未身体力行，也不能引领晚清史研究的新潮流，故而仅如一丝微风吹过，便了无痕迹。

      近日郭双林教授邀约写点民国政治史研究笔谈。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怎敢妄谈“民国史研究”，但犹豫再三，还是勉强应承下来。之所以最终应承，一来曾经对民国初年的历史稍有涉猎，虽说是“外行”，但也曾有过一些思考；二来就算是“外行”，也许旁观者清，希望这些粗浅的思考能稍补“内行”们百密之疏，哪怕是被当作批判的靶子也不无裨益；三来仅谈与晚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北洋，或许不至于太离谱。

      说及北洋史研究，一般想到的关键词无非是“军阀”、“革命”、“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当然绕不过，但从政治结构及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三对关键词是：断裂与延续、移植与异化、过渡与转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这三对关键词用到整个近代史研究也合适。北洋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当然不能等同于近代史，因而尽管可以同样使用这三对关键词，但用于近代史和用于北洋史，其内涵有交叉之处，而并不完全相同。我这里要谈的是北洋政治史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

    （一）传统政治的断裂与延续。研究北洋政治史，首先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革命之后传统政治的遗存状况。辛亥革命彪炳史册的功绩是推翻帝制，开创共和  结束了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历史的航程在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历史的断裂处清晰可见。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无疑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新生，作为制度上的革命性变革，绝非一日可以完功。事实上，在新生的民国里，传统政治的遗存几乎无处不在，从而使民国的成色锐减，时人痛切地指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但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在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由于政权很快转移到袁世凯北洋势力，结果便只剩下一块共和国的招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在护国、护法的旗帜下继续革命。如果说帝制的终结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断裂，那么这个被时人喻为“假共和”的新生民国就难免与传统政治藕断丝连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帝制在终结之后仍不断地借尸还魂。尽管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在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坚定地宣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但革命之后不但保存了逊清小朝廷，而且还出现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的闹剧。至于北洋政府的统治，就人脉关系而言，从历任总统、国务总理、内阁阁员到各省军政、民政长官，几乎都是前清官僚政客或新旧军人出身；就统治方式与观念而言，从中央到地方，之所以形成不同层次占山为王的军阀政治，正是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变相翻版。进入民国之后的北洋政治与传统政治的相关度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研究北洋政治史，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政制被引进来之后的生存状况。西方政制的引进始于晚清，但在晚清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中步履维艰，难以立足生根。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借鉴与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向近代君主立宪体制艰难行进，制度创新业已初露端倪，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尤其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利纠葛的影响，以至于实在难免橘枳效应而多有异化之处。开国会、制宪法、设责任内阁，是预备立宪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国会，虽然设立了谘议局与资政院，但真正的国会则千呼万唤不出来；关于宪法，虽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但完整的宪法迄清亡而未见。与国会和宪法的命运基本相似，责任内阁制也曾一度在官制改革时难产，结果虽被国会**运动催生出来，但却是以备受非议的“皇族内阁”形式尴尬地出台，并最终成为断送清王朝的催命符。辛亥鼎革之后，在新生的民国政权里，总统、内阁、国会、宪法等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再次悉数登场，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试验相比，其异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总统，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又以军警迫使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直至弃总统如敝履，而帝制自为；段祺瑞皖系“安福国会”操纵选举徐世昌总统控制北京政府；曹锟公然以贿选方式攫取总统宝座；张作霖挟第二次直奉战争得胜之势，推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甚至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以武力控制北京政权。再如内阁，只不过是总统或某种强权势力操纵政治的工具，明争暗斗，政潮迭起，内阁更迭频繁，北洋政府16年间，内阁更易46次，内阁总理达29人之多，平均每年内阁更换近3次，内阁总理平均每人任期仅半年，政策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又如国会，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独裁统治，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开除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无独有偶，1917年段祺瑞内阁在与黎元洪总统府院之争中，也曾挟督军团之力，胁迫黎元洪总统再次解散国会，又操弄皖系政客选举“安福国会”（所谓“新国会”），直到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而恢复旧国会；后来国会又成为曹锟贿选总统的工具。又如宪法，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本有限制袁世凯权力之目的；但是，袁世凯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并宣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从而使袁世凯成为独裁总统和终身总统；贿选总统曹锟1923年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未及实施，就在次年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所取代，临时执政制度规定一切大权集中于临时执政，是一种非典型独裁制度。可见在北洋时期，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宪法，几乎无不是各种强权势力借以操纵政治的工具与遮羞布。可以说，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制度移植与异化现象，是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如总统、责任内阁、国会、宪法等引进近代中国时共有的历史命运。关于北洋时期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问题，也即北洋政治的现代性及其限度问题，正是亟待深入探究的课题。

    （三）北洋政治的定位：过渡与转型。研究北洋政治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北洋政治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究竟如何定位。我在研究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结构的论著中曾经提出“内外皆轻”说，认为在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清末新政从制度上使权力交接失控，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清廷中央不能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清廷，清王朝最终覆亡。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崛起，袁世凯在北洋军人的支持下顺利地接掌了新生的民国政权，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人集团  北洋集团操控的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北洋政府的统治权威，袁世凯不断地采取措施笼络立宪派、旧官僚，打击革命党人，企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结果却走了一条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独裁大总统、终身大总统乃至于洪宪皇帝的不归路。袁世凯在民国初年重建统治权威企望落空，致使政局分崩离析，最终导致北洋时期的军阀政治。如果说北洋时期是从清王朝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过渡时期，那么北洋军阀政治就是从清王朝家国体制向南京国民政府党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为什么从传统王朝的家国体制到党国体制的转型需要经历一个军阀政治形态，这是北洋政治史研究引人深思的课题。

    剥离军阀割据混战的乱象，探究北洋时期政治结构与制度史变迁的基本态势，或许可使北洋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北洋政治纷繁复杂，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历史学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历史本身的错综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多种视角的观察可以将历史的多面性呈现出来。北洋政治史研究也是如此。

（作者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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