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接续黄兴涛、陈鹏主编《民国北京史研究精粹》（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由地方政治、空间视野、城市书写与记忆、抗战时期的北平四个单元组成，主要收入2010年以来有关民国北京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系统展示当前国内学界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整体面貌与关注重点。

图书目录

编者前言

地方政治

李坤睿：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

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与国民党的蜕变

空间维度

唐晓峰 张龙凤：新华街：民国北京城改造个案述评

鞠熙：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为例

王建伟：王府井与天桥：民国北京的双面叙事

城市记忆与书写

季剑青：南社等革命党人的北京想象与书写

林峥：从《旧京琐记》到《城南旧事》——两代“遗/移民”的北京叙事

孔雪、岳永逸：生计、文学与政治：被消费的身体

抗战时期的北平

严海建：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

袁一丹：史家的权柄与道义之诤——以“陈门四翰林”为中心

潘静如：“两京”沦陷区清遗民的“位置”——以《雅言》《同声月刊》杂志为考察中心

本书编者前言

城市史是当前历史学研究中既有现实意义，又具学术活力，成长也极快的分支领域之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果可谓遍地开花。在此学术风气的推动下，学界对民国北京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研究规模、水平以及方法论反思的力度等方面均有了明显提升。特别是对北京城市身份特殊性的进一步自觉，促使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得到更为深入细致的揭示，有关研究也呈现出更为斑斓多姿的色彩。

六年前，我们曾选编过一本《民国北京史研究精粹》，收录了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间民国北京史研究领域较有代表意义的文章共计20篇；本辑则是先前工作的接续，它收入了近十年来该领域新近产生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大体由地方政治、空间维度、城市书写与记忆、抗战时期的北平四个板块构成，基本可涵括目前民国北京史研究中亮点与突破较多、也较能体现其学科特性的那些重要内容。下面，我们就依据这一主题单元分类，对所收成果做一简要述评，以供相关研究者、感兴趣的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友们参考。

一、“地方政治”的双重考察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纵向以城市文明演进为研究对象，整体探讨其起源、发展等不同时段的历史面相与特征；一是横向揭示其空间结构、治理体系、经济运行、建筑景观、人口、环境、日常生活、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内涵。但对于民国北京史来说，在上述双向研究展开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着力点，那就是需要紧紧抓住此期北京作为“国都”与“故都”的特殊政治身份及其变动性特征。众多国家重大政治、文化等事件在此发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或是政治空间，北京无疑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舞台与社会场景，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规定或制约着这些事件与现象的呈现方式和最终走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不能有意识地区分“国都”与“一般城市”类型，一些成果要么仅仅局限于北京的地方性视野，聚焦点于城市内部，对民国北京的特殊身份这一重要因素考虑不足，因而缺乏一种整体眼光与自觉；要么简单以国家视野代替地方视野，将近代史或民国史的有关叙事脉络不加转换地复制到北京史的解释框架中，似乎发生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事件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直接纳入北京史的论述范畴，近代北京史于是变成中国近代史的“地方版本”，城市史也成为国家史的“缩微景观”，北京的“地方性”因而被忽视、被覆盖了。

最近二十年来，上述现象已得到明显改观。齐春风、杜丽红、贺江枫、李坤睿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从“国家”与“地方”双重视野出发，对于所关照的民国北京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本书的“地方政治”板块，主要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进展。

李坤睿通过溥仪出宫问题，细密揭示出1920年代中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与逊清皇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1924年北京政变，逊清皇室被国民军驱逐出故宫，尽管诸多遗老为恢复优待条件而奔走，同情清室的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也试图施以援手，但直到北京政府覆灭，他都一直没能重回紫禁城。作者分析认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北京的有效控制是遏制恢复优待条件的重要保证，同时，社会舆论将逊清皇室恢复北京政变之前原状的努力等同于谋求复辟，此种“敌意”也对溥仪回宫客观上起到阻碍作用。

对于1924年的北京政变与溥仪出宫这类相对比较熟悉的题目，在民国史研究框架下，我们以往的研究更关注它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中央政权更迭的全局性意义。但如果由此延伸，这一事件本身对近代北京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溥仪被驱，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一同消失的还有与之“匹配”的一套皇家礼制，如步军统领衙门裁撤等，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层面产生了直接冲击，昔日的王公们纷纷出售家产，不再寄望于前朝的皇帝，皇室复辟的社会基础彻底动摇。与此同时，紫禁城也被“清空”，故宫博物院在第二年建成并对外开放，曾经的深宫禁院成为任人游览的公共空间，北京的城市管理体制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些城市的表象展示的是传统制度的崩塌。虽然上述内容不都是本文作者关注的重点，但可以为后来者解读那一时期的北京城提示重要的观察视角。

杜丽红集中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北平的工潮及其背后涵盖的中央与地方、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政府与党部、政界与商界、商会与工会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纠葛。由于发生在1928年政权鼎革之际，这段工潮不仅是国民党领导的黄色工会活动，更隐含着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蜕变过程，反映出地方党部如何嵌入故都社会、如何在非常拥挤的政治空间中寻找缝隙的挣扎与困境。同时，有关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北平人民如何应对新政权，如何应对政党政治，也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如果从杜文思路延展开来，不难发现北伐结束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十年间，北平独特的权力结构与政治运行实构成了一个典型样本。由于东北的沦陷以及伪满洲国的建立，北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防前线，其一举一动无不扰动南京中央、华北地方、日本侵华势力三个方面的敏感神经，各方只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达成一种暂时性的脆弱平衡。随着各自力量、心态等方面的变化，此种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具体的“引爆点”则是随机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观察与解读，已经明显超越了一般城市史关注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华北区域的视野，可以从更深层次揭示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统治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而拓展对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

除上述两文外，齐春风关于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北平民众运动背后的党政商博弈的研究，贺江枫关于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长风潮的研究等，也都是最近十年这方面研究的出色成果，他们在对有关事件进行分析和解读时，很好地揭示了其中地方史与国家史的交叉互动内涵，可惜限于篇幅，这次我们未能将其一并收入书中。

二、“空间维度”的反思探索

城市作为一种文明产物首先是以空间形式展现，空间问题与城市形态、城市功能、发展路径、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说是研究城市的一个基本维度，同时也是历史研究者相对比较缺失的一种“视角”与“感觉”。在城市史研究中，“空间”最初被视为是一个单纯承载使用功能的地理场所，或者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方法的交汇与融合，“空间”被赋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内涵，成为一个带有复合意义的概念。体现在城市史研究中，“空间”既可以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种研究视角或阐释方式，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与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

这种认知模式强调从“空间维度”考察与城市相关的多个面相，探讨空间变革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关注特定空间内部的社会关系与秩序变化，尤其关注“权力”因素在空间重构中的运作痕迹。此处的“权力”既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权力（如商业资本）与市政技术之权等。相对于以往那些外在的显性对象，现在的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那些城市发展进程中不能被轻易观察到的隐性因素。

可以说，“空间维度”的探索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已基本成型，在城市史研究中的地位也早已确立，并表现出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态势。具体落实在北京史研究上，“空间维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一般规律的梳理和总结，包括对公园、广场、街区、城墙、建筑、商场等微观领域的考察，代表性成果可参阅章英华的《二十世纪初北京的内部结构》（台北《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3月）和高松凡的《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第44卷第2期）等文；二是注重考查空间内部的秩序形成与关系网络，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三联书店2014年版）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本辑“空间维度”单元选取了三篇文章，便是利用这两种视角进行的有益探讨。

20世纪初，新兴的近代公园成为观察民国北京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载体，既往成果往往聚焦于公园与市政、公园与市民生活、公园与都市文明，以及公共空间阐释框架下国家利用公园进行的教化规训、塑造权威等议题。鞠熙的论文集中透视了民初北京公园初建时的现代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的历史关系问题，重点反思了两者之间的“断裂”表现及其遗憾。文章指出，旧日北京并不缺少休暇娱乐场所，如进香、游赏、节会等类活动，地点往往在寺庙中或在其附近，时间上全年不绝。但锐意创建新公园的官僚与知识分子们却“遗忘”了这些旧式休闲娱乐场所的存在，深层原因是他们头脑中的西方时间体系、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理想，以及现代社会中身体控制的理念强烈引导所致。传统民俗因此发生断裂，社会主体与知识精英脱节，底层生活方式与国家理想脱节，禁苑成为公园，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城市观念与几乎所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对立”，公园也因而未能真正成为底层民众的公共空间。由于作者的民俗学专业背景，她的这一探讨，无论如何都强化了北京公园历史研究的反思性取向。

唐晓峰、张龙凤以民国初年新华街的开辟为个案，同样聚焦民国北京的空间转型问题。作者指出，南、北新华街与一些配套工程尤其是香厂“模范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街区系统，是对传统帝都时代城市格局的一种挑战，展示出了民国新政权的京师管理群体建立新的空间秩序的构想，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既可看到城市改造的方向，也可见及北京作为国都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特征。同时，新华街这一个案还为我们重新梳理20世纪北京城的南北、东西关系提供了新的微观透视点。作者对新华街的解读并未仅仅停留在单一的市政建设层面，而是将其纳入到北洋时期北京城的大历史之中，涉及城市改造的主导力量、内外城的联通、市政工程背后的政商角力、南城开发等问题。揭示出一项市政工程背后的多重政治、经济因素的交织，可谓本文的重要贡献。

王府井与天桥是民国北京两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二者的差异并不局限于两个商业街区、两种商业模式或两种城市景观，其背后折射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鸿沟以及社会阶层难以弥合的裂痕。如果说王府井代表了20世纪北京新兴的商业形态，前门外的天桥地区则属于一种传统模式，前者逐渐成为城市消费新风尚的引领力量，但后者在北京消费格局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却无法被取代，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造就了各种类型消费市场的非竞争性并存，各种交易形式构成有益的补充，以满足城市不同阶层的需要。王建伟强调，城市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呈现城市内部的多歧性与异质性，只有兼顾不同来源渠道、不同类型的史料并加以综合辨析，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后来者对城市书写的主观选择。

三、“城市书写与记忆”的多维聚焦

一批出身于文学学科的学者关于城市记忆与书写研究的活跃实践，成为近些年民国北京史研究潮流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这方面，夏仁虎、瞿宣颖、老舍、沈从文、张恨水、林海音等人的作品，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文本素材与文化资源。文学视角借助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的书写形式，别有慧心地探讨历史北京的“城”与“人”，成就突出。相关成果，可参阅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平原、王德威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现代性》（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代表性著作。

本辑“城市书写与记忆”单元共选取了三篇论文。季剑青在《南社等革命党人的北京想象与书写》一文中指出，基于政治和狭隘的种族立场，清末南社等革命党人对北京常常怀有一种负面印象，视北京为专制的巢穴、游牧民族控制的特殊之地，以及有待恢复的“神京”。只有犁庭扫穴，直捣黄龙，革命才算真正成功。武昌起义的爆发让他们看到了一丝曙光，一部分南社文人怀抱一试身手的希冀，北上投身于政治舞台，结果却陷入官僚政治的泥潭。在他们对北京的书写与想象中，纠结着光荣与梦想、愤怒与失落、革新与怀旧等种种复杂的矛盾情感，折射出的是近代文人与政治之间的错位与纠葛。

林峥以《旧京琐记》与《城南旧事》为文本，考察了夏仁虎与林海音的北京/北平书写，两人既有代际之别，又有性别之异，同时还是翁媳关系，他们之间的差异贯穿时间与空间、都（京）与城、遗民与移民等多个层面。其中，《旧京琐记》之“旧”指向时间，《城南旧事》之“南”指向空间。北京对于夏仁虎而言,是“旧京”、“帝都”，与时代背景、国族想象有关；而对林海音而言，它是“城”南，是城市，同日常生活、市民趣味相连。城市记忆与城市书写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在近年来已呈现出“固化”或“同质化”的趋势，林文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文本的选择与观察的立场非常重要，同时要对文字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情绪有更加敏锐、准确的把握。

人力车夫是北京史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民国时期就有比较多的社会调查。同时，人力车夫也出现在很多当时作家的笔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人力车夫群体背后反映的新生事物（如市政机构、商会、工会和警察等）与传统因素（旧的行会、水会和慈善组织等）的矛盾冲突上。孔雪与岳永逸从人力车夫“被消费的身体”角度切入，致力于揭示生计、文学与政治三者之间相互缠结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因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平等、自由的理念，近代北京人力车夫的身体在成为高呼“劳工神圣”的五四文人创作与臆想对象的同时，也同时被尴尬地消费。不同政治集团出于不同目的，合力将人力车夫的身体推向了“肉搏”的前台，其中牵涉行业公会内部、政府与党部等北平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作为边际和被消费的群体，人力车夫的身体成为了生计、文学、政治和艺术的演练场。经过作者的阐发，类似人力车夫这类的“老问题”也被开掘出新意，同时也预示了民国北京史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四、“抗战时期北平”的微观透视

民国北京史研究中的突出现象是各个时段的不均衡性，从民国建立至抗战前的历史占据了更多篇幅，其它时段则相对单薄。很多成果都标明了明确的时间断限，如1900—1937、1912—1937、1927—1937，尤以“1937”成为一个天然的时间节点，历史似乎在1937戛然而止，由此导致抗战时期成为近代北京史研究中的薄弱地带。期间，北平在政治环境、行政管理体系、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此仍然缺乏了解，许多方面甚至还未能完成基本的史实重建。不过，近几年来随着一批人的努力，这种相对沉寂的局面已有所改观。

本单元首先选入了严海建《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私立中国学院》一文。何其巩原为冯玉祥部下，曾被派往苏联学习，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首任北平市市长，也是私立中国学院的校长。中国学院属于抗战时期北平的一座特殊高校，它在北平沦陷后既没有迁移，也没有被日伪接收，而是坚持办学，并不断扩大规模，获得了非常态“发展”，自主权也基本掌握在何其巩之手。不仅如此，中国学院还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还与中国共产党有合作，一些师生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作者认为，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应该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应该考虑何其巩一些行为的策略性，同时还应考虑沦陷区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

袁一丹以校长陈垣及其身边的四位青年弟子（即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被称为“陈门四翰林”）为个案，考察抗战时期北平辅仁大学文史之学的特殊样貌。如同作者所言，她不只是要钩稽民国学术史的一个片段，更重视呈现在北平沦陷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已经日渐专门化的文史之学与学者个人的生命践履之间的内在张力。晚清以降的新史学，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以祛除传统史学作为伦理学敎科书的意义。而陈垣及其弟子面对敌国入侵，践行“有意义之史学”，意图重新恢复这一传统，推动史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甚至利用史家之权柄设立道德审判庭，强调史学之于世道人心的规范作用。本文表面上是探讨学术史，更深层次是在展示以陈垣为中心的一批辅仁文史学人如何在战争的非常态下，通过“学术”进行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意义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及作者的系列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解读抗战时期的北平，启发良多。

全面抗战时期的北平与南京，在很多方面可形成对照。潘静如以1940年这两座城市内的《雅言》和《同声月刊》两个杂志为切入点，分析了当时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类型——“清遗民”的处境、心态与行为。作者认为，“清遗民”作为一种政治主体，努力在沦陷区重构自己的位置，既呈现一种“局外观棋”的姿态，同时也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隐微心态与无力感。他们通过建构和确认自己的遗民/逸民形象，避开了个体的伦理承担，却也在这种“软性”的自我逃离中成为沦陷区“秩序重建”和“东亚共荣”版图的一部分。本文的新意在于选取了恰当的观察样本，将沦陷时期北平与南京这两座具有特殊身份的城市纳入到一个坐标体系中，探讨了生活于其间的“清遗民”的基本状态。如果再将目标拓展至上海、长春等地，或可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观察城市在非日常状态下的另类视角。

抗战时期，北平原有统治体系因日寇入侵而遭受重大冲击，在新的殖民体制构建过程中，侵略与抵抗的方式均复杂多样，反抗和屈从之间往往存在大量的模糊地带。在宏观的战争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群展示出非常复杂的面孔。即便是参与伪政权的汉奸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夹杂着顺从、屈服、抵抗与算计。上述三文提示我们，对于北平沦陷的历史需要更为丰富的认知视角与更为审慎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被殖民是索解抗战时期北平历史的主导框架，这一点无可动摇。但在此框架之下，仍可以适当揭示特定时空下那些复杂的个体生活样态、事件形态及其历史内涵。

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收集材料的深广度和便利度都大大增强，阅读视野与研究疆域不断拓展。有关民国北京的政治、空间、建筑、文化、社会、记忆等领域持续涌现新作，在理论与方法层面的学术自觉也正在形成。不过，考虑到民国北京历史地层的复杂性与多歧性，以及北京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目前的学术进展还不能说与之完全匹配，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我们希望通过本丛书第一辑、第二辑的相继出版，以及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的持续推出，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一园地，不断壮大学术队伍，自觉为民国北京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推动工作。

非常感谢各位论文作者的宝贵支持，它使得本书得以如此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们向各位作者提及编辑本书的想法时，大家无不慨然应允。同时，还有不少作者表达了今后将继续帮助我们民国北京史研究中心的愿望。这令我们感动之余、也得到激励和鼓舞。

最后，还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近年来有关民国北京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很多，我们在编选过程中经常面临无法取舍的矛盾，限于各单元的主题设计，一些很精彩的文章也只能“割爱”。其二，本辑所收大部分文章均由作者提供原文，基本保持初次刊发时的原状，只有少数几篇与初次发表时版本不尽一致，有的篇幅较长，进行了删减，尤其是减少了一些注释，但不影响文章的基本面貌，更不影响主旨表达。其三，近年来，欧美以及日韩等学界也发表过一些关于民国北京史研究很好的论文，但本辑却因故未能收入，多少有些遗憾，希望日后能有机会集中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