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文化研究》第14辑

在后人的记述中，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被描述为一座“文化古城”[1]，在当时的报刊和各种记载中，就随处可见“文化中心”“文化城”“文化区”这样的说法，“文化”成为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的北平，借以重塑自身形象和身份的最重要的观念和话语。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为北平特别市，北京从国都降格为一座地方城市。此前北京的经济繁荣主要依赖其政治中心地位，至此一变而呈萧条冷落之势。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显出“人口日减，商业日衰”的局面。[2]

一年之后，《大公报》在“社评”中感慨：“近日北平衰落之象日著，其尤显而易见者为道路之败坏，长此放任，殆将回复二十年前之旧观，回念民国三四年间之繁华，固若隔世，即视张作霖时代沈瑞麟任市政督办时，修治东西长安街及王府井大街之举，亦不胜荣瘁异时之感”。[3]面对北平的衰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曾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繁荣北平”的规划活动，北平市民和地方人士也积极参与其中献计献策。他们都着意于北平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出将北平建设为“文化中心”。[4]

1928至1931年间，由于北平地方政局的动荡和经费的紧张，这些计划大多未能付诸实施，但北平“文化中心”的定位已深入人心。[5]“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主要落实在具体的物质层面上，即帝都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  古建筑、古物等等。有意味的是，北平所拥有的“文化”物品，又不仅仅属于北平。古建筑和古物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与象征，附着在这些“文化”物品上的“民族性”，和北平作为地方城市的“地方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缝隙。同时，北平又是当时西方游客青睐的胜地，发展旅游业是“繁荣北平”切实有效的途径。当北平着力塑造自己作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6]的形象时，北平的身份在全球化的框架中又被重新界定，并且因为日寇压境的战争威胁而变得复杂起来。

一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地区面临着日寇侵略的威胁，局势相当紧张。如果日寇进犯北平，象征着民族文化的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和古物就有在炮火中沦为灰烬或被敌人劫掠的危险。于是北平一些文化人开始未雨绸缪，筹划保护北平古迹和古物的办法。特别是以古物保管为职任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设于北平）及其北平分会，对此事尤为关注。1932年8月，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黄文弼提出，将北平化为文化区，不驻兵，不作军事根据地。[7]这一主张得到其它一些委员的赞同。9月21日，江翰、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决定向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永远撤除北平军备。由刘复拟定意见书，并推举马衡为代表到京接洽。[8]主事的五人中，马衡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委员，刘复和徐炳昶均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9]，江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朱启钤则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刘复拟定的意见书，在《世界日报》和《申报》上全文刊载，[10]其大致内容是建议将北平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仿瑞士设为中立区之先例，来“灭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因为在国际目光注视之下，敌人不会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发动袭击。北平为“文化品物”荟萃之地，其中如古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可以移动的古物如果迁移他处，则北平的文化气候亦必蒙受损失。“文化品物”事关“国家命脉”和“国民精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其实在此之前，北平地方自治团体就曾于1930年提出过“北平永不驻兵，不为军事设备”的主张[11]，《大公报》也认为，“华北军事重心，应即移至保定张家口，北平不设军事机关，不必劳军政大员坐镇，俾不至成对方军事行动之目标”[12]，从战略防御角度来看，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然而当刘复等人以保护北平“文化”为由要求政府撤除北平军备时，却招致来强烈的批评。舆论大多认为，这种为保护“文化品物”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做法，体现的是一种怯懦苟安的心理。瑞士整国为中立区，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单独划出一块北平作为中立地区，而且北平即便不设防，也并不能保证就可幸免于日军的侵略和占领。“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足以引为前车之鉴。[13]北平文化界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同样身为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傅斯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北平学者出此下策，“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14]俞平伯则对“文化城”提议背后依赖外国人的心理痛加针砭：“为北平有了文化的缘故，自己就要赌咒永不驻兵”，“假如国难发生在英国，会不会把伦敦改为文化城，或者宣言永不驻兵？”[15]

平心而论，面对战争威胁，刘复等人保存北平“文化品物”的苦心孤诣，确实可悯。在敌我势力相差悬殊的局势下，寄望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干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平作为世界性的文化都城的位置。1932年10月10日，马衡在南京将意见书呈交国民政府行政院，并请蒋介石予以协助，当时并无下文。[16]11月12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北平研究院召集北平各文化机关代开会，讨论古物保存问题。除“文化城”提议外，也有人主张将古物迁移至他处。[17]在对“文化城”提议的批评声中，亦有人持类似的看法：要保全北平之“文化品物”，只有两法，一是以实力制止日军侵略的图谋，二是放大眼光，将可移动的“文化品物”移往偏远之地。[18]显然，后者更为可行。事实上，在“文化城”提议酝酿和提出之前，故宫博物院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古物南迁。为避免引起争议，院方对外并未公布此事，只是宣称将古物集中在新建的库房中保管，以防不测。[19]然而，故宫古物即将南迁的传闻仍旧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出现了政府拟将古物售卖外人的谣言。1932年8月，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向故宫博物院发函质问[20]。9月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致电行政院，要求明示“故宫博物院古物为国宝永不出卖”[21]。9月2日，《世界日报》披露了陈寅恪、洪业、顾颉刚和吴其昌四位学者致国民政府的公函，其中云：“北平故宫古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之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要求政府“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22]一时间故宫博物院处于舆论之风口浪尖，院方不得不公开声明“迁移抵押说尽属无稽”，院长易培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古物“决不迁移”。[23]但不久又传出故宫古物将迁往洛阳的消息，北平各界团体发出通电表示反对[24]，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则出面“辟谣”[25]，但事态并未平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时日军也加快了进犯华北的步伐。1933年1月3日，榆关失守，平津门户洞开，华北震动。古物南迁从传闻逐渐成为事实。[26]北平各自治区公所等地方团体对此反应尤为激烈，接连召集会议发表通电，反对古物南迁。[27]1月23日，这些团体组织成立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前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任主席，发起了一系列反对乃至阻止古物南迁的活动。1月31日，故宫古物原定当晚起运，由于北平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成行。2月4日周肇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逮捕，2月7日凌晨，在军队押运和临时戒严的措施之下，装运第一批古物的列车终于驶出了北平城。[28]

事后来看，古物南迁是由故宫博物院提出，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持才得以实行。[29]除院方与中央之外，古物南迁激起的反对声浪一度高过支持者一方。[30]包括北平地方团体在内的反对者认为，国难当头，政府不亟谋抵抗，反而置北平的土地与人民于不顾，优先考虑古物的安危，是一种怯懦和自私的行为，会动摇北平乃至华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31]而怀疑政府别有所图，是以迁移为明而行售卖之实的声音也一直未能平息[32]，有人借题发挥，甚至主张不如将古物公开拍卖，以其所得款项充实军备和国防力量。[33]从古物保存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不少人认为古物数量巨大，迁移过程中难免毁坏和损失，且其它地方（南京、上海、洛阳等）亦不适合保存古物，如果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全国，反而不如北平就地保存为妥。另外，北平为文化古都，在国际社会关注之下，日军未必敢轻举妄动。[34]这最后一条和“文化城”提议不谋而合，都是寄望于国际社会的介入。

“文化城”提议和古物南迁的动议都是面临战争威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们共同之处在于将古物（“文化品物”）的意义放置在首要的位置上来考虑，这也是它们遭受诟病的根本原因所在。“文化城”的提议者之一马衡，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副馆长，积极支持和配合古物南迁的工作。[35]当古物南迁已成定局，“文化城”的提议也就失去了依据，自然消泯于无形，而至少“文化品物”中可移动的古物部分也达到了妥善保存的目的。古物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寄托，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是时人的共识。古物既然是全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国家当然有处置迁移之权，这是支持古物南迁一方的看法。[36]古物的意义如此之重大，当面临战争威胁时，能够及早迁移保管自然是万全之策，国际上不乏先例。只要途中严密监护，亦无损毁遗失之虞。[37]然而，即便是支持者也承认，古物的南迁对北平的繁荣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38]当古物作为民族国家之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北平作为一座地方城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后者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北平地方团体之所以成为古物南迁最激烈的反对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古物之于北平的重要性的考虑。1932年11月，北平各自治区公所就古物南迁的传闻发表“紧要声明”，强调“故宫古物为北平生命所系”，古物绝不能移出故宫。[39]11月27日，各自治区公所等团体在通电中宣称：“北平繁荣计划，文化居首，若无故宫文物，则文化无所取资，各国游历研究不出其途，北平必日就衰落”，“故宫古物与北平人民共存共荣”，如果中央一意孤行，“北平人民，惟有攀辕卧辙，与古物偕亡而已”，态度极为激烈决绝。[40]1933年初，古物南迁已成定局，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等团体以鼓动工人、散发传单等行为，作最后之抗争，并以各种形式申述古物南迁后北平繁荣将陷入绝境的命运，言辞甚为凄楚。[41]国民政府不为所动，而是用强力加以弹压，官方的《救国日报》斥责北平地方团体的行为是“可耻”的“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的举动，甚至发出“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留学亦所不辞”的武力恫吓。[42]对古物南迁不以为然的马彦祥，也认为北平市民的态度是“出于褊狭的地方观念”。[43]

然而，古物与北平之间的关系还包含着比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更复杂深刻的内容。北平的繁荣固然有赖于古物，古物的意义也不能完全脱离北平这座城市而存在。故宫的古物是明清两代皇室收藏的遗留，它们与紫禁城早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纽带。清朝时宫中古物大多散置于紫禁城各宫殿中，有些已成为所在宫殿陈设的一部分。这种陈设方式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下来，当有陈列、研究或出版需要时，需从各宫殿中将古物提取出来，但大部分古物仍保存在原来的宫殿中。所以这些古物的点查和保管，记录上都以宫殿为单位。[44]足见古物与故宫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故宫又是北平的核心建筑。对此时人亦有清醒的意识，河北第一博物馆馆长严智怡在致故宫博物院的函件中即特别提出：“古物之所以足贵，为其能在固有环境以内表现文化精神……北平为累代文化中心,

一切古物与建筑、文献、图书互相辉映，息息相关，势不能划出一部分可以取携之物，谓之国宝，而其余概置不问”[45]，古物只有放置在其原有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呈现其意义和价值。瞿兑之也从这一角度对古物南迁提出了批评：“论者徒知古物之可以捆载南迁，而不知古物之真价值全在其所附丽所孕育之环境历史关系”。[46]古物南迁既是北平这座城市的损失，对古物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作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结晶与象征，古物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古物被提升到“国宝”的高度时，也就意味着它被抽象化和符号化了，它原有的丰富内涵被抽空，它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本地的、传统的联系也被切断。这其中体现了现代性某种内在的暴力机制，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现代民族国家宣布自己对这些物品具有惟一的占有和处置的权利。而当民族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处于危机的状态下时，古物的符号和象征意义会被进一步放大，这种暴力也会表现得格外突出。这正是古物南迁给北平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体验，一种被撕裂的痛苦弥漫在北平地方团体各种函电和宣言的字里行间。无论如何，古物南迁已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鲁迅在其《崇实》一文中曾赋诗“吊”之：“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47]，其中[s2]自然有对“文化城”提议的揶揄，但亦可见出他对古物与北平之复杂关系的敏锐洞察。失去了古物后的北平城，确实给人以“空”“冷”之感。俞平伯亦有诗云：“文化车装去，空都骡马嘶”[48]，“居人犹说前朝盛，过客情知此殿虚”[49]，描画出北平的落寞寂寥的氛围。1934年，郑振铎重修故宫，“处处觉得寥寂如古庙，一点生气都没有”，“所藏古物，重要者都已南迁，游人们因之寥落得多”。[50]瞿兑之亦有同样的感受，法物重器都搬了家，古代的声明文物只能付之于想象，而北平的“固有意义”亦随之丧失。[51]

对北平地方人士和普通市民来说，聊堪自慰的是，“文化品物”中可移动的古物虽已南迁，尚有不可移动的古建筑巍然独存。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资格，“其重要之点，不外古物与建筑。自古物南迁已，失去一半价值，则残留者仅此古代帝王之建筑耳”。[52]中央亦并未坐视北平的没落。时局安定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北平市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文化游览区建设计划，担纲主要角色的便是北平的古建筑。

二

1931年以前，在“繁荣北平”的规划活动中，就有不少人提出发展北平旅游业的建议。1931年4月，《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繁荣故都之政策，除着手以文化号召游客外，固亦别无办法……尤以外国游历客为最上之目标”。[53]其时来平旅游的欧美游客络绎不绝，大多采取“游历团”的形式。仅1930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游历团，每批人数达数百人。旅游业不仅给市面萧条的北平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乃至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54]当时日本和瑞士等国凭借旅游业岁入数千万元，也为北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55]

十九世纪下半叶发源于欧洲的现代旅游业，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同时也与殖民强权对“前现代”的异域文化的人类学兴趣密不可分。[56]大规模的团体旅游一开始主要局限于欧美世界，兼及近东等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大力发展旅游业，吸引了大量欧美游客。中日签订联运协定后，来华旅游的欧美团体逐渐增多，但路线仍须由日本经朝鲜入中国东北，直至1923-1924年间才改为游轮直达大沽，登陆后直赴北平。[57]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旅游业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西方人观看中国的东方主义视角。在为欧美游客准备的旅游手册中，中国被描述为“一个与欧洲现代文明截然不同的社会，一个具有原始习俗的国度”，而北京则是一座“完美无缺”的城市。[58]这两者并不冲突，都内在于西方人对“他者”的静态想象之中。当北平把自己定位为面向西方游客的现代旅游目的地时，意味着这种东方主义式的眼光被内化为反观自身的视角，西方游客在北平受到格外的优待。[59]北平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东方游览中心”[60]。尽管这一定位已广为接受，然而在30年代前期，北平发展旅游业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配套的服务设施落后，风景名胜缺少“现代式之布置”。1931年3月，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尔（JuleanArnold）发表演讲，论及中国及北平发展旅游业之前景，即提出此两点，希望引起政府重视。[61]确实，只有政府制定全盘计划，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北吃紧，古物南迁后，市面更见冷落，“往日车马喧阗之地，遂至无人过问”[62]，加之道路失修，垃圾遍地，古建筑亦“多呈窳败之状”[63]，北平的荒凉衰败触目惊心。此时欧美各国受大萧条影响，来华的游客也大量减少，北平的旅游业出现了严重衰退。[64]

1933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华北时局暂时得以安定。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开始着手改变北平现状。1934年9月，市政府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上市政建设计划，提出从事文化区之建设，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当务之急为“河道沟渠之整理及游览区之创设”。[65]袁良主持的市政建设计划由《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及《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三项组成，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第一项先期办理。[66]建设游览区的目的就是要“招致外宾观光”，增加旅游收入，而且在日军压境的局势下，还可以“宣扬我国文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利于国防建设。[67]这和“文化城”提议寄望于国际社会介入北平古物保护的思路如出一辙，从中可见在当时的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中，北平所处的特殊位置。古物南迁以后，名胜古迹成为吸引西方游客的主要资源。因而市政府将整理古建筑作为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同时配套以“现代都市之设备”，特别是道路交通的改善，以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68]或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游览区计划随后改称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69]，所谓“文物”，主要指的就是古代建筑，“一面要修理古代建筑，一面要建筑近代化的路”。[70]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隶属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月16日，北平市政府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作为该项计划的具体实施部门，处长由袁良担任，工务局局长谭炳训任具体负责的副处长，主要工作即由修缮古建筑和修建道路两部分组成。事务处聘请中国营造学社为技术顾问，制定了第一期工程计划，自1935年5月起陆续开工，包括天坛、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安门、地安门、颐和园内桥梁、先农坛西墙、明长陵等项目，至1936年9月，大多都已完工。[71]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选择天坛、城楼等作为首批修缮的古建筑，一方面自然是因为这些建筑确实年久失修，如天坛祈年殿上三层椽子皆有倾斜之处，大柱及两檐之木料油漆亦已脱落，“若不加速修理，实有倾圮之虞”[72]，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建筑都是当时北平的“标志性”建筑，是西方游客观光的重要去处。例如天坛，自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以来就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反复出现在西方印制的版画、照片和地图上，被视为北京“最卓越和壮观的建筑”。[73]旧都文物整理把天坛作为第一个开工的项目，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及附属的门、墙等建筑均在修缮之列，全部工程贯穿了第一期工程工期的始末，甚至一度提出“将天坛改建为东方最完美之森林公园”[74]，足见其重视程度。古建筑的修缮既服务于旅游业，考虑西方游客的需要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整理计划公布以后，一位熟悉北平历史的本地学者吴梦黄认为，不应将有限的经费用在天坛颐和园这样的名胜上，因为这些建筑虽略有破损，但当日建造时极为坚固，现在大体仍安然无恙，而北平诸多残毁严重甚至湮没无闻的古迹正亟待保存修复。他指的是像万柳堂黄金台这样的“与史籍有关”的遗迹。目前的计划“似偏重于表面观瞻，踵事增华，而于文物之精神价值，则未甚注意”，这种精神价值附丽于北平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上。[75]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着眼于西人观感的国际视角不同，吴梦黄提供了依托北平本地的“地方性知识”来理解“故都文物”之意义与价值的思路。然而，像万柳堂这样的富于文人情趣的历史遗迹不可能吸引一般西方游客的注意。[76]

不过，吴梦黄注意到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重在古建筑的“表面观瞻”，却是一语中的。修缮后的古建筑，是作为某种“景观”呈现在游客面前的，而建筑自身的历史、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则退居幕后。这种“景观”必须具有清晰的、明确的表意功能，它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真实”的表现，否则便无从吸引西方游客的凝视。为了获得“真实”的效果，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打算使用原来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来修葺古建筑，因为采办难度很大，市政府专门致函清华大学，请求对方协助将圆明园遗址所存古代砖瓦划拨事务处使用。[77]当原有材料不敷使用而须改换时，建筑外观也尽力保持原状。修缮前门五牌楼时，因为柱木多已弯裂，于是决定“改用钢筋洋灰枋柱，外部油饰，图画及结构式样，则完全保持原状”[78]。这种做法曾引起市民的疑虑，担心因此而改变牌楼的形制，工务局反复解释后才“终息浮议”。[79]在主事者看来，采用西式建筑材料和方法并不会影响建筑原来的外观，反而会延长其寿命，使其保存得更为持久。北平市民对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也有自己的期待。作为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聘请的顾问，梁思成曾积极参与古建筑的修缮工作，他后来回忆说：“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80]在当时有关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报道中，“焕然一新”之类的词汇确实频频出现，用来肯定其工作成绩，表达某种兴奋和期待的心情。[81]

这种期待建筑“焕然一新”的传统态度，表面上似乎与创造“景观”的现代性逻辑类似，事实上却有重大的区别。前者并不在意建筑是否耐用持久，恰恰因为不重视建筑原物的保存，建筑只为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存在，所以翻新重建乃是习以为常的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一部分。[82]后者则对建筑之持久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种持久性不仅指结构的持久，同时也指意义的恒定。建筑从其环境与历史中剥离了出来，成为象征“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抽象符号，以满足西方游客的观赏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董玥在讨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时所指出的，运用现代方法保存古建筑之“真实”外观的努力，恰恰造成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83]

或许正是两者表面上的相似和混淆，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及其成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好评。虽有舆论提醒市政当局应同时注重市民生计和手工业发展[84]，但大体均持肯定态度。[85]瞿兑之这样描绘这个计划给北平带来的新面貌：“在北平城中心登高一望，倒是金碧辉煌，衢路修直，一种新气象反比帝制时代还要整齐些”。[86]随着计划的推行，旅游业也开始复苏，北京饭店重又充满了活力，大堂里挤满了来自欧美的游客。到了1937年，饭店床位已经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仅当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就有100万美元之巨。[87]

1936年10月，旧都整理委员会验收第一期工程完毕，此时第二期工程已经展开，列入计划的有国子监、孔庙等处。[88]到1937年6月底，已开工的已有七十余处。[89]随后爆发的抗战打断了第二期工程计划，给正在蓬勃发展的北平旅游业以致命一击，同时也粉碎了北平成为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的梦想。

三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在他的名著《漫长的革命》提供了对文化的三种定义，第一种是杰出的观念或思想，第二种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凝结着人类思想与经验的的产品，第三种则指一个社会的整体的生活方式[90]，贝拉·迪克斯（BellaDicks）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定义包含着潜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能量，相比而言，第二种定义在政治上更为中性，博物馆中的藏品即属此类。[91]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定语境中，北平赖以界定自身的“文化”更接近于威廉斯的第二种定义，即那些帝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品物”  古物和古建筑，但是在它们身上同样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斗争。现代性的洪流将这些“文化品物”从北平的历史脉络和环境肌理中剥离出来，赋予其某种符号化的象征意义，使其服务于现代性自身的宏大叙事  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它们也在北平创造新的身份和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不同的面相和力量彼此折冲樽俎，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特别是在面临战争的危机时刻，这种紧张表现得尤为强烈。它们也常常改变这些“文化品物”的位置和形态（被迁移或被修缮），进而改变北平这座城市本身。如果把北平这座“文化城”比拟为一个装满“文化”的容器，那么它的形状绝非一目了然，而是在具体历史的过程中随着“文化”意义的流动与冲撞，时刻处于变换之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