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筑史家的梁思成，后半生却与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力于古都的保护与新生，推其缘由，自然是出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战争背景下他对北平古建筑命运的忧思与关切。

    1948年冬天，某天夜晚，两位解放军代表前来拜访梁思成，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需要保护的北平古建筑，这让梁思成大为感动。这个短暂的瞬间，对于北平城和梁思成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49年初，梁思成主持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首项即为“北平城全部”，加四个圈，列为最高等级，称其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将整座城市列入建筑文物的目录中，且给予极高评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却又深思熟虑的举动。因为在1945年5月，为配合盟军对日本占领区轰炸时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曾为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编制过另一份文物建筑目录，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在这份目录中，“北平及近郊”下只列入了故宫、太庙、社稷坛等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其中故宫只有三星(最高者如佛光寺为四星)，其余不过两星或一星。比较两份目录，可见梁思成对北平城及其古建筑价值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这转变背后，既有他学术兴趣的转移，也有现实情势的刺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梁思成对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和当下命运的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独特而丰富的理解。

    一

    1931年，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加入了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对北平情有独钟，视北平为“营造学历史美术之宝库”(《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尤其关注元代以来元大都以来的宫殿营造制度方面的史料和文献，学社中阚铎、王璧文等人亦致力于此。这和梁思成的思路很不一样，他的目标是通过实地的考察和测绘，建立中国建筑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叙述。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本土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这对梁思成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希望能够找到证据，打破日本人的说法。北平的木构建筑最早只能追溯到明初兴建的社稷坛享殿，对梁思成自然毫无吸引力。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生活在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野外寻找和考察华北地区遗存的古建筑上了，终于在1937年7月发现了建于唐代大中年间的五台山佛光寺。

    梁思成对华北地区遗存的唐至元代木构建筑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中国建筑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清晰起来。在梁思成看来，唐宋建筑达到了形式和功能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国建筑的顶峰，自明代以后便日渐流于僵化和衰落。1933年9月，梁思成在山西大同调查古建筑，发现殿面排列，宋辽金元皆有减柱之法，以合于实用。“惟明清二代柱之配置，渐成呆板固定之方式……即此一端，可觇我国建筑，自明以来，渐趋退化之途矣”(《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抗战时期，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了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即《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将中国建筑史分为豪劲时期(唐至宋初)、醇和时期(宋至明初)和羁直时期(明清)三个历史阶段，对明清建筑显然评价不高，这是他在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形成的学术观点。

    然而，此时另外一个视角也悄悄地出现在梁思成的建筑史叙述中，它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这就是城市的视角。与英文版中国建筑史图录大约同时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主体部分是以结构理性主义来把握中国建筑变迁的历史线索，此外还梳理了历代都城营建制度的脉络。从城市空间布局和规划的角度，明清故宫和北京城的价值得以凸显：“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有趣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明清故宫单体建筑的单调僵直与其群体布局的严整宏壮恰恰相反相成，“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

    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一直有依据经典(《周礼？考工记》)和地理形势事先规划的传统，尤以元大都和明清北京为甚，梁思成对此了然于心。梁再冰回忆说，她很小的时候，梁思成就曾多次带她登上景山，从北京的中轴线向四处眺望，鸟瞰全市规划(《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规划”当然是个现代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城市规划(当时一般称作“都市计划”)的观念，赋予梁思成以崭新的视野，使得他对北平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1940至1945年间，梁思成往返于李庄和重庆之间，他从任职于美国大使馆的好朋友费正清那里，了解到西方最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思想。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西方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也正从北平城的空间布局中汲取灵感。柯布西耶在他那本著名的《明日之城市》中，便把“高度文明的中国北平城”视作其理想的几何学式城市规划的典范。美国建筑师墨菲(H.K.Murphy)也对北平城中轴线的平衡感赞不绝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梁思成了解他们的观点，但是他显然知道，古老的北平城符合现代“都市计划”的观点绝非他个人的发明，而是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1948年，他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以下简称《北平文物》)这篇重要文章中写道：

    北平市之整个建筑布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  所谓形制气魄  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

    古今中西之间这种奇妙的对话，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屡见不鲜，其间自然不乏生硬的比附和有意的误读，但同时也会带来新鲜的刺激，异域的新视角激活了本土的旧范式，“古”也可以成为开“新”的动力。抗战胜利后，梁思成着手筹备清华大学建筑系，并将城市规划这门新学科列入教学计划之内。为此他通过清华大学函呈教育部，恳准将建筑系改称营建学系。在《周礼？考工记》中，所谓“匠人营国”中的“营”即是规划都城之意。这种“以古为新”的思路，透露出梁思成对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张力的敏锐感觉。

    二

    早在上世纪初年，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就已输入中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和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观点，在中国学术界都不乏知音。到了40年代，特别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如何让城市规划服务于战后重建成为当务之急，一时城市规划成为热门话题。《市政评论》、《市政建设》等刊物上时常可见相关的讨论，国民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法规。193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都市计划法》，作为战后重建的依据。抗战胜利后，内政部大力推进《都市计划法》的实施。1946年4月，内政部正式颁布《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通则》，要求各市组织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继重庆、上海、南京、青岛等市之后，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于1947年5月29日宣告成立。由市长何思源任主任委员，工务局长谭炳训任副主任委员。

    无论是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还是在战后重建背景下城市规划实践的展开，其主导方向都是面向未来的城市建设，很少考虑旧城保护和改造的问题：“大家都感觉旧城市改造的艰难，所以对于尚未定型的新市，从事全盘的都市计划”(殷体扬《市政革新与都市计划》，《市政评论》第10卷第6期，1948年6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鲍立克(RichardPaulick)认为，城市规划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城市大多是中古时代的遗留物，并不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大多须重建新市，旧城任其自生自灭即可(《都市计画在中国之必要》，1947年1月6日《大公报》)。这当然是一种颇为极端的观点，然而其破旧立新的内在逻辑，却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典型特征。

    因此，尽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北平的空间布局值得称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还能为今天的城市生活服务。在北平市都会计划委员会看来，“北平城市之规划，虽有伟大之艺术价值，光荣之悠久历史。然以建筑年代遥远，今古异宜，已不能完全适应近代都市之需要，乃渐呈没落之象”(《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北平市工务局编印，1947年8月，第2页)。谭炳训在一次面向北平市民的广播演讲中，一方面承认北平“远在元朝开始建都时已有计画，故现在研究都市计画者均以北平作参考”，但同时亦指出，北平旧城的布局秩序完全以皇室为中心，“殊不适于以全体市民为主体，适应新环境之现代都市计画，必须加以改造。”北平市的城市规划，必须发展新市区，改造旧市区，同时注重两者之联络(《北平铁路总站地址与都市计划之关系》，1947年9月15日《大公报》)。

    城市规划必须以市民为中心，满足市民安居乐业和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梁思成发表于1945年8月的《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的观点。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梁思成赴美考察，回到北平后，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他访美的所见所感：“就本人此次在美参观各处市民住宅之所得，认为建筑与市镇设计最要之点，在于整个观点完全注重于大众的生活方面”，像奥斯曼改建巴黎那样“只重外表不顾实质的作风”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建筑市镇设计的新观点》，1947年12月8日《大公报》)。不过，在北平既有的“都市计划”是否适用于现代生活这个问题上，梁思成与谭炳训等人却有着重大的分歧。他在《北平文物》一文中说：

    论都市计划的价值，北平城原有(亦即现存)的平面配置与立体组织，在当时建立帝都的条件下，是非常完美的体形秩序。就是从现代的都市计划理论分析，如容纳车马主流的交通干道(大街)与次要道路(分达住宅的胡同)之明显而合理的划分，公园(御苑坛庙)分布之适当，都是现代许多大都市所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美国都市计划权威HenryS.Churchill在他的近著《都市就是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里，由现代的观点分析北平，赞扬备至。

    梁思成这里提到的邱吉尔(HenryS.Churchill)，在他的书中高度评价了北平城的“大街坊”(super block)制度，即主要的大道将城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居住单元，单元内部的居民以步行的胡同与外界相联络，从而不必忍受现代交通带来的嘈杂与污染(The City is the People,Reynal&Hitchcock,1945,p.11.)。这也就是梁思成所说的大街与胡同之间的合理划分。实际上，它体现的是美国城市规划理论中的“邻里单元”(neighborhood unit)思想，其主要目标是将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排除在居住区之外，构建安宁和谐的邻里生活。这一构想最初在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和亨利？莱特(HenryWright)设计的雷德朋(Radburn)布局中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本人和梁思成是很好的朋友。1936年4月，斯坦因及其夫人来北平旅游，结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梁思成日后深入思考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机缘。1947年，两人又在纽约重逢。(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白莹璞、关超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14、183页)梁思成很可能正是通过斯坦因而接受了邻里单元思想的。重要的是，梁思成由此确认了北平城原有空间布局的生命力，它不只是具有艺术和历史的价值，而是仍然活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足以为市民提供理想的居住环境。

    三

    1947年5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梁思成尚在美国，他没有直接参与北平城市规划制定的工作。不过他却是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947年8月13日，回国不久的梁思成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与谭炳训、关颂声等委员讨论中央拨付的三十亿元文物整理经费的使用办法。会议还决定该会下设工程处，何思源兼任处长，谭炳训兼副处长，足见市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整理故都文物》，1947年8月14日《大公报》)。

    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35年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全市文物建筑的培护与修缮。1945年北平光复后，曾由工务局短暂负责，不久市政府呈请中央恢复该会，改名为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梁思成与文物整理委员会有很深的渊源，1935-1937年间，该会下设的执行机构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就聘请中国营造学社为技术顾问。梁思成作为顾问之一，主持了故宫角楼、文华武英等殿的测绘及景山万春亭的修缮工程。这项工作如此繁重，使他连外出寻找和考察古建筑遗存的主要目标都顾不上了。

    抗战爆发前，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对天坛、孔庙、香山碧云寺、西直门箭楼等重要建筑实施了修缮。沦陷时期，伪建设总署曾继续该项工作，修缮了庆王府、白塔寺等二十八处建筑，但不过“粉饰升平之举”(谭炳训《日人侵略下之华北都市建设》，《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胜利后，1946年，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理天安门、永定门等建筑四十余处。此时北平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首先，经过八年沦陷，加之复员后各机关随处占用，文物建筑残破损毁情形非常严重，几乎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如中南海瀛台、春藕斋的窗棂格扇被拆除，大高殿南习礼亭充作部队眷属宿舍，天安门门楼的门洞被军用开车撞毁等等，不一而足。为此，1948年3月，梁思成与胡适、马衡、袁同礼等人上书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请求加意保护(《平古建筑糟蹋得可惜》，1948年3月27日《大公报》)。再者，由于内战爆发，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能够请得的经费少得可怜。当时北平市建设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财政，工务局的财力为战前十二分之一，物力为战前百分之六十，人力亦为战前百分之六十，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谈不到大规模的建设，就是维持现状，也实在不易”(谭炳训《北平市建设的根本问题》，《市政评论》第10卷第1期，1948年1月)。1948年，中央拨付给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经费是五十亿元，按当时物价计算，不及战前两万元。“以此数修缮北平之古建筑，实谈不到，不过可使行将倾塌者暂免毁坏”而已(《修缮古建筑物》，1948年3月27日《大公报》)。

    在战后百废待兴、市民生活贫苦的大背景下，将有限的经费投入文物建筑之修缮和保护是否值得，也不免引起舆论的质疑。特别是这点可怜的经费，往往只够“装饰门面”(《断瓦残垣  记故都文物整理》，1948年5月15日《新生报》)，对古建筑加以油漆彩绘了事，对照以市面的萧条凋敝，更引起“粉饰升平”的反感(《略论北平市政》，1947年5月29日《大公报》)。梁思成的《北平文物》一文，正是因应这样的疑虑而写的。他在文中着力强调，文物建筑的保护刻不容缓，而且在现有的条件下也是必要和可行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文物建筑视为整座城市“体形环境”的一部分，不仅是值得纪念的历史遗迹，同时也是目下和将来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给市民以愉快的精神感受，并能触发民族的自信心。所谓“体形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是指包括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在内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各类空间，它会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种种影响。设计良好的体形环境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重要任务。梁思成将文物建筑保护置于北平城的整体规划中来思考，这是他在吸收了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后的独到见解。

    最能体现梁思成这一思路的，恰恰是他对运用油漆彩绘来“粉饰”文物建筑这一传统做法的看法。一般来说，尽管油漆本身对木构建筑具有保护的功用，但若严格遵循建筑保护的现代理念和技术，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梁思成战前就已经提出，“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应该尽可能地保存原物的外观，这是修缮古物的第一原则。而中国古代历来都不重视建筑原物的保存，惯常的做法是将原物翻新，或在原址拆去旧物重建新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木构建筑在材料上不耐久存，同时也是“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中国建筑史》)使然。梁思成在战前的文物建筑保护和修缮实践中，极力贯彻现代的原则，破除传统的积习，这完全是出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然而，在1948年的现实语境中，梁思成的立场却发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他在《北平文物》一文中如此描述战前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工作：“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显然，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上，梁思成对传统的做法有了更深切的同情之理解。由此，他也为当时油饰天安门和东西三座门的工程辩解：“有人批评油饰是粉饰太平，老实说，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当时他们的确有‘粉饰胜利’的作用。刚在抗战胜利大家复员的兴奋情绪下，这一次的粉饰也是情有可原的。”当1947年10月，经过修葺后的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时，“七千万之修整费使草树丛生之庞大建筑焕然一新，垂折之角梁亦重换，外部彩绘重加油丹”(《天安门城楼开放》，1947年10月29日《大公报》)，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愉悦。

    梁思成为油彩粉饰的行为煞费苦心的辩解，见出他对建筑与人心之间的微妙互动，有着细腻的体贴，也见出他对植根于市民精神世界的传统观念的尊重。对梁思成来说，遍布于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无数古建筑，不应该只是供人瞻仰和膜拜的纪念碑，或者承载着民族历史的文物，它们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肌理，是普通市民生活于其中的“体形环境”的一部分。它们是活的遗产，我们对它们做出的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到普通市民的感受。

    在风雨如磐的上世纪40年代末，梁思成以其智慧、良知和责任感，在北平城的光辉历史和并不如意的现实之间，寻求着调适的方法，让过去依然能够活在当下，而非单纯的人为的保存和延续。如此这座“旧”都方能获得“新”生，时刻葆有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梁思成要求保护的“北平城全部”，与其说是建筑的物质集合，毋宁说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