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2016年07月08日第B10版

报纸可以说是动乱时代的万花筒，要知道1937年北平沦陷的种种情形，不妨请教这部编制新颖的“活页史”。借助大报上的社论、时评，小报保存的街谈巷议，以及与战事几乎同步的号外，呈现七七事变以后时局的张弛缓急，关注的不是掷向湖心的石子儿，而是石子儿在湖面上荡开的涟漪，即事变造成的社会震荡。
 
【大报自身处境突变】
 
1937年北平沦陷的过程中，报纸这种最敏感且低廉的媒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平津两地的报纸，不仅是消息（包括谣言）的主要集散地，媒介自身的处境，其面临的危机与生机，亦是北平沦陷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幕。
 
就整个华北地区而言，新闻业的发展极不均衡，大小报馆及通信社麇集于平津，而冀察两省，一处内地，一居边荒，一切精神物质之供给均仰赖平津，新闻纸亦不例外。仅以1936年统计的报社数量为例，北平有大小报社44家，天津29家，河北全省没有一家大报，仅有8家小报，察哈尔更次之，大小报社共才5家。且不论通信社的分布、编辑及记者人数、经费收支、每日出报份额、居民识字率及教育程度等因素，仅报社数目就如此悬殊，可见华北新闻业是以平津为中心，冀察两省完全被笼罩在平津的势力范围内。
 
平津失陷前后的新闻业，主要靠两三家老字号维持局面，其间居首位的当然是每日出报份数在五万到十万之间的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30日，二十九军撤离北平的第二天，日机继续轰炸天津市区，保安队撤出天津，上海《大公报》刊出《天津大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大公报》原为天津旧报，与北方各省读者有三十多年的友缘，在平津两市根基尤深，非至万不得已，不会停止津版。然而此《声明》宣称天津《大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运命，义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中国在津合法官厅中断，不论其为外人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中国人之非法组织”，“皆自动停刊”。
 
经过29、30两日持续的轰炸与激战，8月1日天津事实上被日军占领，并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大公报》已决定停刊，然而大量读者还不允许。天津市民几乎都聚集在英法租界，“他们急切地需要看报，而且必须看《大公报》”。7月底《大公报》由三张半减为两大张，更减为一大张，此时报纸虽已不能在市区内行销，但是每天单在租界里就卖出几万份。早晨蜂拥而至的报贩，几乎要把报馆的大门挤破，乃至不得不临时请巡捕来维持秩序。记者每晨六时由报馆返回寓所，沿途看见家家户户都打开大门，伫立街头，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熟悉的报贩送来最新战况。每份报售价一角到二角。许多人在马路上包围着报贩，往往把送给订户的报纸一抢而光。热心的读者将看完或多余的报纸顺手贴在路旁的电线杆上，那里立刻簇拥着一大群人，而且川流不息，直到傍晚还未散尽。
 
天津大报中足以与《大公报》分庭抗礼的惟有《益世报》。平津失陷后，因“纸荒”的缘故，《益世报》不得不缩减张数，仅出半张，除了一面广告，只剩一面新闻，而且这一面的广告费未必足以维持报社的开支。尽管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天津《益世报》被认为是事变后“剩下唯一的中国报”。所谓“中国报”是指沦陷后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但不无反讽意味的是，《益世报》能坚守“中国报”的发言立场，是因为有“公教”即天主教为后台。除了宗教背景，还有租界作掩护，该报社位于天津意租界，隔海河对岸是日租界，两边是特二区（旧奥租界）和特三区（旧俄租界）。平津失陷后，《益世报》虽不能进入华界，却能在英法意租界内销行。该报既有公教撑腰，又有租界庇护，素有敢言的声誉，事变后遂成为平津“唯一的中国报”。
 
《大公报》、《益世报》都是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天津老字号，1930年代北平各大报中能与这两家勉强抗衡的，恐怕仅有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相当熟悉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邓云乡回忆，《世界日报》的兴起，关键在于特别重视与北平学界的互动，对学校动态、历次风潮、派系之争，均作同步报导，自然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关注，因此发行量由1929年的5000份急速上涨，至1930年年底竟突增至一万份。事变后《世界日报》虽没有宗教背景，亦没有租界庇护，还能够保留几分“中国”色彩，只是在极端的言论统治下，国际新闻多于国内的消息。因纸价激增、纸源减少，《世界日报》由三张改两张。但由于时局紧张，读者增加，销数反而大涨。
 
作为发行量数一数二的北平大报，《世界日报》及其附属的《世界晚报》在沦陷这出悲喜剧中，既是造梦的工具，又见证了梦醒那一个瞬间。7月28日各报馆均传出克复丰台、逼近通县、廊房告捷的消息，北平市民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王向辰《故都暂别记》追述，他当日下午抢买《世界晚报》一张，“且行且读，有一标题曰：‘北平宛如铜城’。乃至得意处则高声朗诵，随阅我报之市民，亦报以同情之微笑”。7月29日出版的半张《世界日报》，在邓云乡关于北平沦陷的记忆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早上八点多钟，不少人都走出自己的小院子，来到大院子中，互相询问着，互相议论着，你这样猜想，我那样猜想，大家都没有一个准主意。不过都在共同等待着一个东西，那就是报纸，因为自从“七七”那天开始，报纸还正常发行着，院子中大部分人家订阅的都是《世界日报》，人们目光望着二门口，期待着那个熟识的送报人，骑车很快地送来新消息  那个人终于来了，送到大家手中的，不是一份报纸（当时《世界日报》平时三大张），而是半张报纸，大标题印的是：二十九军撤退保定，张自忠代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
 
【一份特殊的外文报】
 
“笼城”前后，平津诸多大报小报中，最有公信力的却是一份外文报。“七七事变”后支撑北大残局的罗常培回忆，自从北平陷落以后，市内报纸完全登载日人所办同盟社的消息，普通市民只能依赖无线电和英文《北平时事日报》（Peiping Chronicle）稍微窥察一点儿真实的战况。以北大留平教授孟森为例，据说“心史先生从北平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
 
对于英美背景的知识人而言，外文报自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1937年8月22日，吴宓至东城煤渣胡同英文《北平时事日报》馆，订该报一月。8月31日吴宓日记称“于二十二日订购The Peiping Chronicle（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一月，即值停刊。自今日起，始按日出报”，从中获悉中国战事不利，南口、张家口均于数日前失守，甚为悲忧。由吴宓日记不难看出沦陷初期读书人对《北平时事日报》的特别关注。罗常培的回忆文章可作为辅证：“八月二十四日时事日报被封，消息更加闭塞。我们除去从唧唧啦啦被搅乱的电波里偷听一点南京的广播，几乎完全和自由中国隔绝了！”
 
这份外文报甚至出现在以北平沦陷为背景的小说中，蹇先艾的长篇小说《古城儿女》，关于“儿女”的情节或有虚构的成分，其余皆可作“古城”沦陷之“系日”来读。小说第四节借用男主人公蒙森的日记，交代1937年7月底至8月初，即北平“笼城”前后的时局。8月2日蒙森日记称，他买了一份英文《时事日报》，看到天津巡警和保安队举事的消息，觉得“这个报纸态度既然公正，消息也还翔实，并不偏袒日本，大约主笔是英国人的关系”，决定从明日起每天买一份，比看中国报心里舒服得多。
 
沦陷前后，平津两市的外文报，绝不止《北平时事日报》。形形色色的外文报中，为何唯独这一家得到平津知识阶层，且不限于英美留学生，也包括孟森这样留日背景的老派学者，乃至不通外文的普通市民的一致信赖？这份英文报的前身为《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创刊于1917年。1924年被售与美国人柯乐文经营，1929年转归国民政府外交部。“九一八事变”后，《导报》主持公论，为日使馆查悉，勒令其停刊，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办，更名为《北平时事日报》，聘英国人李治（William Sheldon Ridge）任主笔。此报几度转手，名为英文报，实则是国民党直辖之党报。1930年代该报社的言论政策与经营方针完全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与“笼城”前后北平市民每晚必听的南京广播性质一致。北平沦陷后，此报被日人接收，改名为《北京时事日报》继续出版。
 
【小报的崛起与变色】
 
邓云乡称三十年代读书人一般订阅三份报：天津《大公》、北平《世界》和《实报》。《实报》俗名“小实报”，仅四开，是北平销路最广的小型报。在平津报纸多灾多难的时期，“小实报”却一路突飞猛进。1928年创刊时，每日仅印800份，到1935年已拥有62800余读者，不仅在北平小报界首屈一指，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这数年的增幅还不足为奇，更令人惊叹的是该报于1936年这一年间暴增近三万的读者，截至创刊八周年纪念为止，每日印行91700余份，在事变前夕殊不景气的平津新闻界大放异彩。
 
《实报》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的原因，首先能抓住有闲阶级的趣味，其次能把握进步青年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能适应1930年代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对于地方当局应付得法。《实报》对于北平社会的各阶层都应酬得面面俱到、妥妥当当，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老北平的“圆滑”，由此奠定了它广大销路的基石，而成为例外的宠儿。
 
《实报》的传播途径，与《大公》、《益世》、《世界》等大报不同，不一定非得在书斋中正襟危坐地翻阅，其以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小茶馆、阅报处的势力更大。“笼城”前后，《实报》这样的小型报在茶馆里有供不应求之势。墙上纵然贴着“莫谈国事”的红纸条，茶客们碰面时，总免不了相互打听小报上的各路传闻，而《实报》自然是小报中的权威。
 
内外城门的开闭、戒严时限的短长、街头巡警的装扮神色、西郊便衣队的踪影、戏院内的空气，或者是昨晚什么地方又听到枪炮声，都是泡茶馆的“有闲阶级”喜欢议论的话题。看报，已经成了小市民喝茶、嗑瓜子、听无线电以外的一个必修科目。值此百业萧条之际，报贩们的生意却异常红火。每日清晨，胡同里的树荫下总围坐着一群人，由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把报上的新闻逐条念给大家听。以前他的任务是先读小说，此时却得读完要闻，才轮到报屁股。阅报室更是挤满了关心时局的北平市民。这是事变过去十天后，《实报》记者深入民间观察到的情景。
 
事变后小型报的销量虽顺势飙升，其面临的生存压力、言论风险也骤然增加。7月22日《实报》宣称纸料匮乏，“现存仅敷各报十日之用”，这预示着7月底有纸源断绝的危险，为8月初小型报的集体提价埋下伏笔。7月25日《实报》向读者告急：“这几个月来，报纸的价格由两元八角钱一令，而涨到七元钱一令，不想噩耗传来，来源又告断绝”。尤为可悲的是，中国这个五万万人的大国，一年要消耗一万万元的纸料，竟没有自己的造纸工厂，一切要靠人家来供给。同日《实报》刊出北平各小报联名发布的紧要启事：“拟自八月一日起报费每月一律改收四角，每份零售铜元三大枚”。对比事变前《实报》所标的本市价目，每日仅售一分，每月只需三角。北平小报界此次集体提价，是试图集合多数读者的力量，来维持“笼城”时期表面亢奋，实则疲软不堪、势将关门的新闻业。
 
7月31日《实报》的“新闻界消息”再次预告“小型报纸自明日起一律涨价”。而隔日却改口称，自即日起“缩为八开小张一页，前载加价启事暂缓实行”。苟延残喘的小型报，由加价改为缩张，则牵涉到改版的问题。改版的理由，除了纸源断绝这一客观原因，还有保持内容、翻阅方便、短小精悍等好处。为《实报》“畅观”栏写杂感的徐凌霄，强调小型报缩张后，更便于装订、翻览：
 
现因纸荒关系，各小报将“四开张”缩为“八开张”，有直幅者有横幅者，横幅似更便利，因将来装订时，恰好是“一本书”的尺寸，而看报时，又无“书面式”之麻烦也。
 
7月底、8月初，北平报业受“纸荒”影响，缩减篇幅，各大报多缩至四开，原本四开的小型张则折半为八开，多采用“书版式”。这并非“笼城”时期的发明，三十多年前，旧京报纸缺乏印刷工具多是四开。所谓大报与小报之分，一系文言，一属白话，按语体而非篇幅。大报多横列，小型报咸排为“书版式”，便于装订，肇自彭翼仲之《京话日报》。故“笼城”期间北平小型报的缩张、改版，被视为报纸形式之“复古”。
 
提价、缩张、改版，或许能暂缓“纸荒”的威胁，却逃不脱占领者的言论管制。据8月11日李景铭日记，日本宪兵检查《实报》馆，携往书信一包，令签证以后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然社长管翼贤据说“已逾墙逃，留妻子痛哭而已”。老舍《友来话北平》一文交代了逾墙而逃的管翼贤的下落，其逃至济南，拟在此处复兴《实报》。8月15日《实报》宣称社长管翼贤“因病离职”，经组织董事会，公推时任北平警察局局长的潘毓桂为董事长。此番改组后，《实报》口吻大变，竟出现“华军”、“华机”等称谓，已自外于中国。
 
【“号外，号外！”】
 
不论大报小报，日报晚报，对事变的报道都难免有一定的时差，与战争关系最密切的要数新闻纸的衍生物  号外。所谓“号外”，正是为了弥补定时出版物的滞后性，不编入报纸总号，印成单张发行的要闻，多出现在突发事件的当口，或决定时局走向的转捩点上。一张号外的制作过程，从听闻市面上的风吹草动，到依据通讯社的电报拟稿，再交由排字房，捡字、组版、校样，推上机器开印，整个过程不到三四十分钟，最后伴随报童的叫卖声在大街小巷迅速传播开去。
 
号外的叫卖法与卖报不同，卖报不妨稍稍透露报上的要闻，唤起读者的兴趣，而号外的内容过于单薄，真正要紧的可能就那么一两句话，不能轻易露馅儿。有经验的报童往往腋下挟着一卷号外，沿街飞跑，神情慌张的样子，边跑边喊：“号外！紧急号外！”引来路人围观，不多会儿就一抢而空。战争年代即便是普通市民也都极关心时局，尤其是生意人更懂得时局好坏对物价涨跌的影响，非破费两三枚铜元买张号外瞧瞧不可。有的报馆便利用群众的此种心理，有事无事滥发号外作为生财之道。一张号外的版面不及正报十分之一，售价却是正报的一半，薄利多销，以此为牟利的工具。老百姓买号外是为自己求一份安心，在一般人眼里，报馆发号外是想打“牙祭”，卖号外因回扣高、脱手快，更是战时抢手的生意。
 
一张号外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战争记忆。提及卢沟桥事变，邓云乡就想起一张《世界日报》的号外，印成小十六开纸，仅售两大枚，即四个小铜元，不足一分钱，而这张号外的代价在他看来却是无法估算的。邓云乡准确地记得买到这张号外的时间及地点，是1937年7月8日上午9点多钟，在北平西城背阴胡同，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门口。正值暑期，他到西单商场买东西，回家的路上经过槐里胡同，“初夏光景，天气不太热，胡同中很安静，只是附属医院门口停着几辆等主顾的洋车”，他“正走着，还孩子气地看手中买来的东西的花纹，忽然后面踏来一辆卖报的破自行车，一边骑，一边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噢，看宛平城开火的消息噢……’”就是这样一声叫卖，一下子惊破了古城的宁静，粉碎了这条胡同的美感，把他从闲适的梦游状态拽回硝烟弥漫的现实。这张号外上用头号铅字印着大标题，“卢沟桥昨夜炮火，日军攻打宛平城”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始终铭刻在邓云乡那一瞬间的战争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