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

    许怡荪（1889-1919，名棣常，原号绍南，绩溪人）是胡适的一位重要知己，对胡适的成长、早年志业均产生过深刻影响。1919年许氏过世后，胡适曾将胡、许通信整理成册，[1]并以此为基础，撰成《许怡荪传》。稍后，胡适又打算将胡、许通信合刊。至晚在1924年8月，他们共同的朋友、时服务于亚东图书馆的章希吕，已将这些信标点完毕，并就有关内容的处理、署名等问题与胡适商酌。[2]1933年，章氏受亚东图书馆委托，再度为此事与胡适商洽。[3]但不知何故，出版事终未果，甚至原件亦下落不明。2013年，有胡适亲笔批注的《胡许通信集》手抄件被收藏家梁勤峰先生购得。承杨永平先生不弃，将该集之影印本提供给笔者研究。 

《胡许通信集》（下简称《通信集》）共包括三部分：胡适致许怡荪函67通（最后一通系残函），161页；许致胡函39通，132页；附录许怡荪致高一涵函11通，22页。胡致许函，最早的一通，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909年1月6日），最晚的一通作于1919年。也就是说，胡、许通信的十年，恰好是胡适留美前一年半、留美、领导新文化运动这人生最关键的时段。胡致许函，除1911年6月21日一通曾在胡之《留学日记》发表外[4]，其它都是后人从未见过的；许致胡函，除胡适在《许怡荪传》零星引用外，也是首次完整呈现。目下能见到的1909年到1917年6月这一时段的胡适中文书信，以家书为主：总计存信84通，家书51通，致友人信仅32通，家书主要谈家事、叙亲情，而对胡适的思想、学业交代则相对较少。而此时期胡致许函，总计48通，不仅在数量上远超致其他友人信之总和，而就其内容来看，其讨论话题，包括人生、国事、文学、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至于彼此间互相关怀、互相砥砺，更是令人感动不已。还有一点更须特别指出：因胡、许系知友，故胡在臧否人物时总能直抒胸臆，毫无保留，能让后人充分认识胡之真实思想。[5]显然，《通信集》是研究早年胡适求学、思想、交游、生平的重要材料。这里，就从“胡、许交谊”等几个方面，对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略作阐释。 

一、胡适、许怡荪之交谊

胡适极重朋友，他曾说：“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6]而其交游之广，在民国人物中亦罕有与其相匹者。但在众多友人中，能在其成长、志业中发生过重要作用，又相互引为知己的朋友，亦不过十数人。许怡荪就是其早年交游中的一位。

胡、许开始接受新教育，都在1904年。是年，胡适离乡赴沪求学，而许怡荪也进入绩溪最早的新式学堂  思诚两等小学堂就读。许思诚毕业后，入上海中国公学，始与在此就读的胡适相识。在中公，胡、许同住，并共同经历了离开中公、组建新公学等变故，逐渐由普通同乡演变为知友。1908年11月4日，胡、许曾联名在《安徽白话报》撰文，揭露绩溪恶棍周星的罪恶。两个月后，许怡荪回里完婚，胡适以诗相赠。[7]当年11月新、旧中国公学合并，这使不愿再回老公学的胡适陷于“不上不下”的尴尬之境。无奈之下胡适曾问计于许：“足下老成持重，想不难为弟作借箸之筹，尚乞有以教我，则幸甚矣 。”[8]胡适后经王云五介绍到华童公学执教，胡又在第一时间告许：准备“暂就此席，而另兼一事”，并问许“以为如何”？[9]惜我们已不得见许之复函。

此时，胡适因新中国公学完结而“心灰意冷，百无聊赖”，[10]从而开始了一段打牌、叫局、吃花酒的堕落生活。许不仅对胡时时规劝，且力劝其应留美考试以摆脱这种恶状况；对此，胡在《许怡荪传》里曾表达了真诚的感激。这也可在《通信集》找到当时的佐证。胡在北京一录取，即函许：这次应试“初无把握”，能考中“可谓侥幸之至”，“然皆出足下力劝吾行乃有以致此”，故“感激无地”。[11]从此，胡适不仅告别了堕落生活，也开始了人生最关键的一个新阶段  养成一位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学者的阶段。凡了解胡适生平的人都知道：没有七年留美，即无后来的胡适。由此，就更能凸显许怡荪在胡适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所发挥的作用了。

胡适被录取后须即时出洋，已来不及回里辞母，但他希望在沪上与许怡荪见面，并“有事奉恳”。[12]所谓“奉恳”之事，即向许借贷。在此前的一、二年里，胡适因家计艰难，无法继续读书，乃谋教职以自养。此次赴美留学，他深感“对于家庭抱歉殊深”，并以其母是否“见责”为忧。[13]好在胡太夫人明确表示“大丈夫志在四方，不用担心家用”，才使胡适释然。[14]但胡适求学的同时，必须解决赡母、养家问题，这从现存的多封催款家书中可见一斑。他若出洋，也必须对“养家”有所安排，故不得不向许借贷。[15]许因“能力绵薄”无从借与，乃向友人程乐亭转借三十元送交胡母，后又自筹三十元再交胡母。许在经济上为老友解忧的同时，仍不忘对胡有所箴规、劝勉：“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对此，胡适表示要“奉为箴铭”，且要求许“时时痛下针砭”：

……蒙殷殷垂诲，勉以好为名父之子，弟且感且愧。自省东行以来……省察之功，都无进境；思虑之棼，习俗之污，都未能克治：每一念及，惭汗交下。来书“祓除旧染，砥砺廉隅”八字，当书之座右，奉为箴铭……庶收桑榆之效。尚望足下时时痛下针砭，令远人时得提撕警觉之功，则受赐多矣。[16]

确如函中所说，对许之针砭，胡极为重视并努力践行：

别后已不复饮酒，此节想能永永守之；近又戒绝纸烟，不食已数日矣，后此永保勿复濡染，此皆足下所谓“祓除旧习”也……[17]

由此可见许之箴规对胡适产生的影响。再举一学业劝勉之例。胡适留美期间，一度对社团事务极为热心，又爱演讲，这虽然“可为祖国争一毫面子”，也能锻炼自己，但毕竟对学业也有影响，胡在信中曾向老友表示了矛盾的心理。[18]许即提醒胡：

……不悉近来已能读书否？想足下在留亦不过两年，宜多读书，且于学位亦留意图之。盖发心造因，期挽末劫，不得不与我足下望之也。[19]

不仅在经济方面无私帮助，在品行、学业上时时针砭，而且，只要胡适“说了一句可取的话，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诗”，他必写信称赞、鼓励，而这种鼓励，“实在能使人感激奋发。”[20]随着胡适的眼界日渐开阔，学业、思想日益进步，许对胡更加钦佩，如，他曾认为胡之“救国为学之旨”，“能洞彻本源，洗髓伐毛，一宣肤近之论，具稔思潮变迁，足征为学进步。”[21]由此，对胡期望亦日殷，他希望胡“为中国第一人，而以第一策救国”，[22]并盼胡“志事早成，救民水火，庶志学行仁，无负夙愿”。[23]基于此，许对胡更加关心、更加爱护。胡作博士论文时，曾请许代购俞樾的《读公孙龙子》，许觅购不得就手抄一部寄上；他看了胡之札记后，佩服之至，就摘编其中代表作在《新青年》发表。胡适学成回国后，即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对文化、思想、学术所产生之影响日深、日广，许对胡之关心与爱护，更是到了极为细微的地步。这足可证明，胡适后来赞许许怡荪“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24]以及“我的成功你都有份”[25]等语，实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胡适在《许怡荪传》叙胡、许交往，主要介绍许对胡的“好”，这只是二人交往的一面，事实上，胡适对许亦备极关怀，特别是在思想方面对许影响甚大。

首先，胡适总是将读书、治学之心得与许分享。 

1910年胡适赴北京应考时，其二兄的好友杨景苏曾劝胡适读十三经，胡适读罢，甚有心得，当即致函许说： 

昨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古注虽亦有大谬之处，然参考众说，可得其真意，再以朱子集注参观之，以新文法旁证之，说经之奥，尽于此矣。甚望足下先从经入手，以史辅之，一二年后根抵定矣，然后从事文艺，乃为有根据之学问。弟此次无论取与不取，南归时必购十三经注疏用心读之，期以一年毕业。如能被取，则携之渡海。[26] 

抵美后，胡在致许第一函中又说： 

弟意今日读书种子已亟寥落，吾辈为实地工夫，须先肆力“经学”，然后读“史”，读“子”；至于文学，则经史之效果耳；经明史熟，义理精辟，发而为文，自然含英咀华，仪态万方。弟近来甚悔从前用功皆是逐末忘本，此行虽携有千三百卷书，而苦无力，不能编读，只有引领回顾，责望于故人耳。[27] 

一个月后又致函说，“吾辈今日为中西文明沟通之际，不可不多读经。”[28]待留美四、五年之后，胡适已熟稔西方之新理论、新方法，再用新眼光重审中国先秦经典，自然就不断有新见解产生。他在撰著博士论文期间致函许说：

适之择此题也，志在以新眼光读旧书，二年以来，所得之多，已非初意所能梦见；盖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二千年来惟其伦理学之皮毛尚在人间，其精彩之处久成绝学，弥可痛惜！[29]

类似向友人言说新想法、新见解的材料，本《通信集》可谓比比皆是。 

胡适与许怡荪交流思想，除作书外，还有一重要渠道，就是让许看其《日记》和《札记》。对此，《通信集》有翔实记述。1911年1月7日，胡致许函说，其 “北行”、“东行”两游记虽仅纪程，“然亦不可不令足下见之，如欲一观，可以书见告，当即寄上也。”[30]许复函说，能读胡之《日记》，“是过屠门而大嚼”，并要胡寄示。[31]胡适便寄出“北行”、“东行、“辛亥”、“壬子”、“北田”等日记及旅行记一册。[32]后来，胡适废《日记》而改作《札记》，这些札记也陆续不断寄许。[33]

胡致许怡荪的信以及这些记述胡适“闻见所及，思想变迁”的《日记》、《札记》，不但给许以极大震撼，甚至改变了许之前的观点，更是研究胡适思想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源。

除了思想交流，胡适对许之学业进步、个人生活也备极关注、关怀。留学之初，胡适不止一次劝许自修英文，并为许邮寄自修成功的富兰克林的传记。许一度在杭州闭门读书，胡乃鼓励道：“此间大学，教授之法，全是自修……故弟意，人苟能立志学问，即僻处山谷亦可有成。”[34]对此慰勉，许怡荪表示“感极涕零”，并希望胡适“频有以教我”。[35]早婚的许怡荪常因家室、人事、店事等累而“心绪无任恶劣”[36]，胡适得悉后，即与排解：

吾国文人往往以治生为鄙事而不屑为，此大误也。治生乃人生第一天职，不能自谋一身之衣食，而侈言治国平天下，宁非呓语？足下能毅然排除俗见，独肯辍学，为整顿店务之计，此为人所难能也。[37]

这种见解，必定会使老友感到豁然开朗。 

胡适学成归来就北大教授之后，曾多次邀许怡荪来北京同住，平素写信，则时常关注：“足下近治英文，有何进境？近读何书，望便中告我。”[38]不过，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胡对许帮助最大的事有二：一是助许竞选绩溪籍的安徽省议员，并进而赶走了恶名昭著的绩溪县知事李懋延；二是促成许到河海工程学校执教。

1917年安徽省议员选举启动时，胡适曾劝许怡荪出来竞选，但稍后，他因时事变动又认为，与其参选，“不如闭门读书著作的好”。[39]但此时许已有参选之意，胡亦重又积极起来，表愿相助：“我回来与否，尚难预订；即不能回来，亦当作书相助也。” [40]后又表示：“如兄决意肯干，适当即为作书与绩南北绅士，与商此事。望即复我为盼！”[41]很快，许复函决定参选，并请胡适帮忙：“……所需置重者，如城中之胡子承、周栋臣、朱石松三君，七都曹氏昆季……以及近仁、衡卿诸君，均望各致一函与之从长商榷。他若胡少莲、胡映江……及仁里方面之序东、石堂、春度、铁华诸君之处，可否数人合寄一函，以免分出町畦，诸诉足下斟酌可耳……”[42] 

胡接许函后，必定给绩溪有关士绅写信赞助，只是我们今日已不得见。“选举”的结果，许 “败选”，由李懋延支持的耿介“当选”。其间，李懋延准备将对“选举”做过“正当之反对”的许怡荪等人“拿办”。许立即将此情函告胡适，并说：“（李懋延）肆虐过甚，人尽嗟怨，我辈不能不筹法对付。但目下时局备极混乱，宜如何着手，渴望得力，乞代留意为祷。”[43]此事使胡适对李懋延的恶感进一步加深，并立定决心：必须推倒李。胡要许将此次“拿办”之事“作一详细记载”，交由胡之同窗、《神州日报》主笔余裴山发表揭露。同时，他接受在安徽省政府任职的关芸农的建议，分别打电报给安徽督军倪嗣冲及倪道烺，要求“撤办”李。[44]此二电令许怡荪甚兴奋，许又向胡提供了李懋延纵侄殴打地保舒炳耀致死一事的切实罪证，希望胡代办一呈与省署，要求对李“撤委”、惩办。[45]胡适得函后，就许函所述事实于10月28日致长函与安徽督军倪嗣冲，详述李懋延“纵侄杀人”之详情和自己去冬亲闻李氏虐政等情，要求倪“早日撤办”李。胡适除给倪嗣冲写信外，还托刘道章、关芸农帮忙，同时，又致函同乡友人，请里中人士进一步搜集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提出控告。[46]由此可见，胡适的行动可谓周密。次年1月，恶迹昭彰之李懋延被调往无为县担任县知事，极有可能与胡适的10月28日详函及相关活动有关。这种结果，虽与胡适等要求将李“撤职法办”的诉求差距甚大，但李氏毕竟不能再为虐绩溪，这也算部分的胜利了。

经历了选举挫败的许怡荪，其失望、败兴的情绪难以言表。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明知天下不平之事很多，但身亲受之，亦难大度排遣。”[47]在此低谷、逆境里，胡适再度向老友伸出援助之手  促成许到河海工程学校执教。关于此事，胡适在《许怡荪传》里说：“怡荪于民国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许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授国文。”又说许肇南留美归国前，胡适曾向其介绍许怡荪，后来二许“竞能在一块做事，果然很相投”。此话给人的印象是：许之执教河海，“可能与胡适有关系”。[48]《通信集》给这一推断提供了旁证材料。胡适在1918年11月4日复许怡荪的信中说：

昨日河海工程学校校长许肇南（名先甲）来访，言甚愿得兄往彼处教授国文……月薪约八十元。适意此事与兄甚相宜。许君在美洲时曾读过兄与我的政论长函，很佩服兄的为人。与他同事，当可相投。且南京有张子高、陶知行诸人，都可与为友。但此事此时还不能确定，因现有之教员一时尚未辞退，须俟此人去后方可奉请。兄若于此时北来，留孝丰，待他来信相邀时再行起程。望兄酌定后见告。 

8日，胡适再函许，专谈此事： 

今日晤许肇南兄，他说现决意请兄去河海工程学校暂代国文一席，先以第一学期为期，如过期旧教员不回校，则请兄继续下去。此暂代期内每周授课八时，月薪八十元，作三个月算（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许君嘱通知吾兄，请即日就道，愈速愈妙。如吾兄不愿去，亦望直接与他接洽。[49]

许怡荪接受了这一教职。半月后，胡适因母丧回里，返途过南京，与许晤谈两日，“心里很满意”，不幸此次见面竟成永诀！

二、《胡许通信集》对胡适生平研究的意义

 

《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可给胡适补充传记材料，尤其是涉及胡适很多人生关键节点方面的材料，尤为重要，比如胡适的改科与入职北京大学问题。

 

（一）   改科与所学专业之流变

 

胡适留美之初，从其二兄胡绍之之意，习农学。在绍之看来，习农或习工，一可实业救国，二可重振家声。他在胡适第一学期将毕时，仍大申习农之好处：农学为中国最通用之学，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伊犁等处可垦之地甚多，学成回国后必大有所为，要求胡适“用功宜简宜专”，“不必广取泛习”。[50]这段议论，似乎在说服胡适专心学农，不可心有他骛，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大胆的假设”：胡适当时可能产生了改科的念头。幸运的是，1911年2月26日胡致许信（编号第20）为此假设找到了旁证：

 

弟初志学农，以本年所习大半属文学，且自视性与之近，颇有改习Artis之意，今则立定志向，不再复易矣。其故：盖以弟若改科，必专习“古文字学”……然此是小技，非今日所急。今日所急者，在于尽一分实力于国人，使国人收一分效力，享一分幸福。“文学救国”今非其时，故不欲为。且丈夫壮年非肆志文章之时……而吾郡为农国，可以有为，故弟意现决意学农科。他日归来，视力所能及，先从一乡入手，作一老农，以其余力作一学堂教习，再办一个小小的报纸，可以逍遥陇亩，可以言论自由，又可以教育人才，十年之后，收效必有可观者……

 

这段话可说明两点：一、之前，胡适从兴趣的角度，的确产生“改科”之念。二、今又放弃“改科”，原因有二：“文学救国”非其时，现今之急务在“尽实力于国人”；农科可有为。第一个原因表示，1911年初，胡适对选科的出发点，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兴趣，而是国家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则完全是其二兄之意（与前引胡绍之复胡适函恰接榫），抑或说，胡绍之一番劝说，暂时打消了胡适改科的初念。  

 

但，胡适改科之念仍未断。在第一学年之末，他致函章希吕说“有去Cornell之志”，[51]并请二兄为其“代决”。但胡绍之仍神前义，只是他看到乃弟对改科之事念念不忘，不似此前态度坚决而已：

 

文学在西洋各国固为可贵而难能，然在中国则明珠暗投……以实际言，似农学较为切用，且于将来生计，亦易为力。惟弟天性于文学为近，此则事难两全，鱼与熊掌之择，固非隔膜者所能代为妄断也。至弟谓西洋农学利用机器，非千亩百亩不为功，因谓中国地多零畸，不甚合宜，此乃拘于家乡山僻之情形，未见黄河以北及关外蒙古等处之沃野千里，一望无际，地旷人稀，正需机器乃始有济也……[52]

 

由以上材料可知，胡适对专业的选择，一直在“国家、社会需要”、“性与之近、力所能及”之间彷徨、犹豫。但又学农一学期后，他终于痛下决心，于1912年初弃农科而习文科。胡适完成改科之时，也确立了选科的基本原则：要根据自己的“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也成了胡适一生都反复劝诫青年的信条。

 

胡适改科，是其人生的大事，这从他一生的事业和对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中我们都能明白看出。[53]对于这样一个大变动，胡适当然会及时函告许怡荪：

 

适现已改习文科，亦不专习文学，所习有文学、哲学、政治、经济。近日主意欲以前三年半为博览工夫，期于开拓心胸，建立基础，然后以三年之工为精约工夫，专治二门，政治而兼哲学。六年半之后（或七年）可以稍有学问门径矣。[54]

 

此函说明：胡适所学之文科，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经济。1913年学完本科课程，专业又略有变更：“专习哲学，拟一年之后他徙”；[55]稍后，则专治“伦理、哲学”，并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56]191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乃专从杜威习实验主义哲学了。由此可见，自胡适改习文科之后，哲学变成了主攻学科。至晚到1916年7月17日，胡适已经打定主意：“他日归来，当以二十年之力作“中国哲学史”，以为终生一件大事，虽作他事，必不将此志放弃。”[57]

 

在胡适以后40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此志终不忘。1930年代撰写中国思想史，题目略有变，但基本方向未变。胡适做驻美大使四年，未尝写过一篇中国文字。卸任后回归学术，第一件事仍是撰著中国思想史。众所周知的，胡适晚年研究耗时最久、用力最勤的是《水经注》研究。但胡适涉此学，不是为研究《水经注》而研究《水经注》。《水经注》研究乃是为了解决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引发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戴震窃书”的问题。也就是说，《水经注》研究只不过是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水经注》的问题极为复杂，一涉足即不可收，直到他去世也未完结并写出完整的研究报告，由此亦见《中国思想史》撰写的不易。1950年代，胡适念念不忘的，仍是包括《中国思想史》在内的两部书[58]的撰写。但此时胡适的精力、心境都大大不及从前了，终究没有完成这部书，抱憾而终。

 

（二）力辞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及改革北大的种种设想

 

胡适之执教北京大学，乃其人生之大关节，亦是中国新文化、新学术、新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胡、许通信里披露的一些胡适最初加盟北大时的材料，是以前研究胡适和北大校史的人不知道的。

 

首先，北大罗致胡适，最初的拟议是请胡担任文科学长，而不单是教授。

 

胡适之执教北大，出于陈独秀的推荐，最有力的证据见于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函：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  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59]

 

这里说的很明确：陈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任文科学长，而不只是一普通教授。因后来胡到北大后只任教授，并未担任学长，所以最初拟请胡担任文科学长一节就不被提起，甚至还有可能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似乎是陈独秀自谦似的。事实上，陈是诚意请胡适任文科学长的，只因胡适坚辞不就，才未就任。胡致许信里，有详细地说明，1917年4月11日函云：

 

适已应蔡孑民先生之召，将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仲甫荐适自代其文科之任，适已辞之，因不愿任管理之重任也。[60]

 

胡适表示不愿任学长的原因是“不愿任管理之重任”，稍后他发现陈独秀仍望其就任学长时，又申说理由并拜托许向陈力辞：

 

前已有书寄独秀，言不愿当文科学长。此次与蔡先生书亦言此事。今察兄来书，似独秀尚未以此举为然。适以为国立大学中乃使新进少年作为文科学长，似非大学之福，故不敢当之。兄倘再见独秀时，乞为我达此意，何如？

 

适本意欲专授中国哲学，而以西洋哲学为辅。来书言独秀或欲弟兼任英文 文学，恐任太重，反难尽职。大学非中学小学，似宜有专科教授，不宜一人兼任数科也。兼任或可暂为之，恐非久计耳。望亦与独秀言之为盼。[61]

 

胡适此处所言“察兄来书……”一语，乃指许4月23日许致胡函，该函云：

 

日昨往晤独秀……大学之事，微闻独秀苦于应付，甚望足下早来接手。内部英文文学教习难得好手，足下将来自兼教授，月薪约四五百元。[62]

 

据许函可知，此时，陈独秀仍希望胡适任文科学长兼任英文文学教授。胡适一再力辞文科学长，但直到他回到上海，一直未得蔡、陈之回复，因此，他上岸后，一面专候即将来沪的陈独秀以商定有关任教北大的若干事宜，一面致函许怡荪，请许代为致函陈（因陈在天津，胡适不知其地址）落实辞学长等事：

 

（一）适辞文科学长之任，已有书与仲甫及蔡先生，但不曾得回信，不知何故？

 

（二）适明年应教授何科？

 

（甲）哲学共有几点钟？（几科）

 

（乙）前书所言英文文学暂兼则可之说，仲甫意见如何？

 

（丙）此外尚须教授何科？

 

（三）闻仲甫定有课程表，望赐寄一份。

 

（四）大学藏书有英文文学、哲学书否？[63]

 

此函发出后次日，胡适即见到了由津来沪的陈独秀，是为陈、胡二人的第一次会晤。会面情形，胡在致许信中有述：

 

仲甫已到上海，昨夜与谈，其言不甚直截了当，今日当再细谈。仲甫言但欲适教授英文学，此殊非所料。然教英文学可不比自己编书，教哲学为更易。此于适实有所益，因可多得闲空功夫为读书著书之用也。[64]

 

经过胡、陈几次晤谈后，胡适似乎辞掉了文科学长。8月6号，已是回到阔别了家乡十年的胡适致函许怡荪说：

 

大学事适已有信与蔡先生，“言仲甫先生意欲适先专任英文文学史，而不欲适任哲学。适以为此两项虽非所治，而幸尚能强免承乏，故已暂时答应。想仲甫先生已早有信奉告矣。”[65]

 

这里，胡适节引给蔡元培的信，不提辞学长事，又说独秀令其如何如何，显然，胡适的辞文科学长事已解决了。但似乎好事多磨，胡省亲期间，接连得蔡元培催其赴京电报。胡适不免又悬念：是否又重提学长一事？他在致许函中表达了这种悬疑：

 

大学二十四日开学，蔡先生已有两电来催。此盖由仲甫不肯去，故函商蔡，欲令适先去，亦不知何意？岂仲甫欲适仍充学长耶？蔡意已允，故两次电催。弟一电为途中所误，七八日始寄到，故不能改行期。但已决意不绕上海，且空手先由浦口去北京耳。[66]

 

但胡适途经芜湖时得读陈独秀来函，始知蔡此次催胡进京，是请其主持招考事。其实，蔡此举乃陈之主意。而此时招考已过，胡适乃不亟亟赴京，而先从容过沪，处理私事，会见朋友，再由沪赴京。至此，困扰胡适半年多的“学长”一事，终如愿解决。

 

其次，关于在北大所教科目以及对北大的改革。

 

前文已述，胡适在留学时就立定治学目标：哲学将是终身的事业。因此，北大罗致胡时，他最希望的是专任哲学教授，不兼任他科，但陈独秀却坚欲其担任英文文学教授（见上引各函）。好在此科亦胡适所长，故权衡之后即应承下来。事实是，胡在北大第一学年担任的功课是：“欧洲文学”、“英诗”、“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研究法”。显然，英文系的课程是主科，而他所立志安身立命的哲学倒成了辅科。

 

尽管胡适能在所教科目方面能退而求其次，但他对当时北大的种种不足，却是不能容忍的。胡适抵京后不久即致函许说：

 

……于大学之内容僅窥观一二，已足使我大失望。大学乃如一个大客站。生意好时何尝不热闹？到了冬夏生意清淡的时候，客人都走了，伙计茶房也走了，只剩下一个老板。就是生意兴隆的时候，这些伙计和茶房们全是为了拿薪水来的，对于这客栈却毫无关切之意；同事之中也全不问痛痒；那些客人，你是你，我是我，更不用说了。请问这个大学哪能办得好？文科之腐败更不堪言！其种种情形，真是一言难尽，适以是新来的人，一时又不便多所建白。今所建议，仅有组织各门教员会（如英文门、哲学门之数）一事。此事已由大学评议会通过，但不知何日可能实行耳。今无各门教员会，各门之课程虽由学长排定，而学长是外行。其各课内容全由教职员“人自为政”，所用课本也“人自为政”，全无统系可言，又无人能早为筹备，故至今（十月六日）尚多不能得书不能授课之班，西文书籍尤非一时所能办到，而年假转瞬又到了。

 

教科之可笑者，如英文文学专科每周只有六小时之英文学，而外国乃有八小时，又有《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英国文学史》诸课。夫学生不曾读一本欧洲古近代的文学，而教之以文学史，岂非“对牛弹琴”耶？至多不过使之记得几个名字，为高谈欺人之用耳。

 

至于教员之非人，更不必说了。今年所添之教员，其教英文者，多美国学实业政治之人，已为可笑矣。而其中几许名人如谢无量、蒋观云、吴梅、章秋桐、叶浩吾诸人至今尚未到校，而年假又将到了。

 

既然不满，

 

适意大学事，亦非一朝夕所能转移，当假以时日。今若能办到各门教员会一层，则各门将有统系，将有负责任之人，以此入手，明年便稍稍有头绪。若能使明年开学时一切教科都有统系，都有课本，都有教员，已经是了不得的成效了。[67]

 

胡适是个有担当的人。他早已立定决心从事教育，故对北大的改革亦格外热心，再加上有位从善如流的蔡元培做校长，故他的改革想法，很多都变成了现实，如选科制度、各系教授会的建立，各系科研究所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就需要专门撰文加以研究了。

 

三、从“救国之道”的变迁看胡适的思想

 

胡适、许怡荪均视对方为知己，可谓情同手足。这种纯挚友情在彼此人生、志业中发挥的“正能量”，不言而喻。这种友情之养成，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不表出，就是：二人都怀有爱国、救国之高远理想，在学行、修养方面又都能不断完善自我、追求进步。《通信集》有大量内容都是围绕这方面进行讨论、切磋的。

 

胡适的重要思想形成于留学时代。七年留美，逐步形成了他完整的、影响一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观、道德观。研究其形成之前因后果，不仅是胡适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亦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这里，就利用《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以“救国之道”为例，略作探讨。

 

清季民初，国势日微，外患、内乱频仍，民不聊生。凡有血性、有思想之中国人，无不努力探求一条自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胡适的救国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这一思想最早完整的表述，见于胡适1916年1月4日《札记》。1月11日，胡适致函韦廉司小姐说：“对一个好而且有效的政府来说，有些必要先决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些“必要先决的条件”，“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都救不了中国。”所谓“创造新因”就是来提供这些必要先决的条件。对此，他深信不疑，甚至于不会因“外国势力的入侵，甚至于征服中国”而动摇这一决心。[68]

 

两周后的1月25日，胡适在复许怡荪函里，又有了更完整的表述，并将其概要记入札记。在这本《通信集》未发现之前，学人考察胡适的这部分思想，用的就是《札记》里的材料。《札记》未记的部分，阐释更详明：

 

……要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庶几有新果……今日之事何啻皮毛之关系矣也，植根之于干，基之于台，揆诸因果之理，宁有济乎？无论今之恶政府不能修政强国，即令民党今日战胜袁氏，别立第二民国，又谁能决其不更为武人官僚所推翻，如第一民国故事乎？

 

……宜努力造因，能令新因多于旧孽，则政治修明，国力之猛进，文化之日新，不求而自治，不召而自来矣。适非不知政治改良亦造因之一端，惟政治改良乃是造近因，所谓求捷径也，适所谓因，乃远因也。

 

适所大虑，在于国之无人……[69]

 

胡适说的很明白，所谓“造因”，乃远因，而非近因。在他看来，政治改革都不是远因，而是近因。只有所谓建立现代政治的“必要先决的条件”，才是远因。从“造因”的角度思考救国之路，无论“革命”，还是帝制，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如何“造远因”呢？他说：“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所谓“树人”，即培养新人，塑造新国民；而教育是达此目的的手段。确立了这样的救国之道后，胡适不仅自己立志要“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且以此来评判国人和党派的救国活动了。如在抗战前后，胡适虽承认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但却一直主张学生要以学业为主，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救国之准备，深不以荒废学业去游行、喊口号为然。再如，为了达到造远因之目的，胡适在卢沟桥事变前曾不止一次提出在有限度的承认“满洲国”的前提下向日本争取和平，以便造国家不亡之资。这些做法和想法，都是基于留学时所形成的救国道路。

 

胡适的救国之道完整形成于1916年初，但在1914年已初见端倪，这是他两年来对“民国”的深刻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这年6月5日，他复函许怡荪说：

 

民国之不成器，其原因正坐“自上发之”，而所谓“下者”，乃蠢蠢如故，懵懵如故。少数领袖，孤立无助，何能为力？其败也，不亦宜乎？足下以为今日须“大人物”，须“英雄”。欲于谈笑之中登斯民于衽席之上，此意吾久厌却。因近来所主张，以为一国命脉，不在大人物，而在无名之英雄。一言以蔽之，在于国民之政治知识，及自胜能力而已。今日之事必须自下发之，其收效迟也，然谋国何等事，而求速耶？

 

自下发之之策如何？曰，造一良好有智识之国民，造一健全之舆论，造一般爱国急公能思想之人才：三者缺一不可也。此等语似迂，其实非迂，乃根本之计也。

 

……适久无意政界，然眷怀宗国，亦未尝不留心时局，他日归来，颇思以一笔一舌效力故国，鞠躬尽瘁，期于造成以上所云之三事中之第二事，他非所冀也。

 

吾所志在孟德斯鸠福禄特尔一派人物，以为学术思想，过度之舟楫而已，未尝梦想作华盛顿也。[70]

 

胡适既认定民国其不成器的原因在“自上发之”，就放弃了依靠“大人物”和“英雄”的“英雄史观”，而把着眼点聚焦于下层民众，所谓“一国命脉，不在大人物，而在无名之英雄”，而其所说“自下发之策”的三条办法，即是1916年完整表述的“造远因”的雏形。

 

这种想法，亦属胡适思想上的“革命”，因留学之初，完全不是如此。他在1911年致许函中还说：“今日国力万不可图，海陆军万不可不设，否则今日可亡，明日亦可亡，人欲如何便如何耳，掷笔一叹！”[71]当时他认为，国家的危亡，缘于满清政府“无能”。他途经日本时，看到“日人之委琐贫困，远胜吾民”，而日本却能称雄东亚，乃其“政府敏捷之效”。美国所以为世界最强之国，其国民“亦未必真有高尚人格”，乃因“政制开明，教育普及”。由此他认定：“今日立国，兵力为上，外交次之，内治次之，道德教育尤为太平时之产品，非今日之急务也……使吾国甲午战后，即极力再兴海军，至于今日，当可成大舰队，既有所恃，然后徐图内政，即一旦有事，尚可一战……较之束手待人宰割，其为成败得失，不待言矣。故今日第一要事，乃是海军，其次则陆军之炮弹……其次，则大政治家大演说家，皆可以兴国，至于树人兴国，皆是末事。”[72]由此可见，在满清王朝最后一年，胡适认为，国家兴亡主要看政府，而道德、教育皆是末事，与后来造新因、立志教育的观点，有天渊之别。

 

直到1912年底，胡适仍把救国之大任，更多地寄托于少数英雄豪杰身上。他于这年12月9日复函许怡荪说：

 

今日国事要在人人尽力为祖国服务，则新国之兴，方有未艾。若国中明达之士，但知闭户詈人，而不知天下事有可为者，但知咄咄书空，责人无已时，而己则袖手远遁，以为政治皆龌龊之行，而政客乃人类之最无耻者：果尔，则天下好人虽多，何补于亡？其亡也，非亡于龌龊小人也，实亡于高蹈远遁之好人耳！……在今日群龙无首之时，则吾与足下之担负与孙中山袁项城等耳。[73]

 

在这里，胡适明显地认为，担当救国大任的是孙中山、袁世凯一流豪杰，但是他也明确指出，要“人人尽力为祖国服务”，这与起初单靠政府的观点又有不同。次年，“二次革命”爆发，胡适的态度是：“今日既爱莫能助，亦只得付之一叹”，“且各尽所能作分内事，为他日救国预备”。[74]

 

一年后，胡适经过对国内政情的充分研究与思考，再加上他对欧美国家所以现代化的考察，终于放弃“英雄史观”，更多地把救国的任务寄托于最广泛的普通民众，直至1916年形成完整的“造新因”的救国论。

 

《胡许通信集》提供的有关胡适生平、思想的材料极为丰富，这里只略举几个方面加以介绍。笔者相信，该书出版后，必能进一步推动胡适研究。

 

注释

 

[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迷藏书信》第30册，黄山书社，1994年，207页。

 

[2]据《胡适遗稿及迷藏书信》第33册，202页。

 

[3]章希吕1933年12月15日《日记》，转引自颜非：《胡适与许怡荪》，载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220页。

 

[4] 《胡许通信集》所收此函编号为27，与《留学日记》相较，不仅文字略有异，最后还有两段是《留学日记》未收的。被删去的这两段内容是：

 

现颇有去Connell而他适之意，因此间吾国学生太多：多外诱，一也；不能习英语，二也。弟尚未定何往，然去志颇决也。有信仍寄原处无妨。

 

乐亭之丧，闻同志有为之开追悼会者，弟拟为文挽之，而不能成，且集《文选》句为一联如下：

 

长路漫浩浩，

 

平原独茫茫。

 

足下谓可用否？此间无法可书，已以书托希吕为设法书之。俟续有所得，再行寄上。

 

显然，《通信集》所收，更完整。

 

[5]胡适暴得大名后，举凡作函札、写日记，均含影响世人、保存史料之深意。因此，在这些文献中凡涉及人物评价，总不能不留有余地，甚至有时也不能不为尊者、贤者讳，此点，他在1947年12月17日曾明确地对夏鼐表达过（见《夏鼐日记》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61页）。但作为知友，胡适对许却是毫无保留的。可以拿对马君武、陈独秀两人的评价为例说明。

 

马君武是胡适中国公学时候的老师，求学时胡对马非常敬重，曾撰3篇短文赞颂。（《竞业旬报》第35期，1908年12月4日）分别九年后，马、胡聚首纽约，胡适在1916年6月9日札记中记下了对马之新观感：

 

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显然，胡对马评价不高，但语气尚平和。但在给许怡荪的信中，态度较语气则犀利多多：

 

又前次书中曾嘱足下删改适所写裴伦诗注中关于马君武先生译本之处，此事如未为之，亦望勿为，姑仍其旧可也。盖君武作文著书，全为金钱，又不为读者设想，其书无一有价值者，十余年来，故态依然，亦当有以惩警之，使不致永永如此粗心大意，自欺以误人也。此亦吾上文所谓“监督出版界”之一事。足下不谓吾狂妄乎？

 

君武此次归国，道出纽约，即居适所，聚谈之时甚多，觉其十年以来学问眼光毫无进步可言，吾向来期望之心甚大，故失望之意益深。士君子负当世重望如君武者，若真有本领，正大有可为；若徒负虚名，无有真实学问，则虚名益重，误事必益甚，此适所以大失望也。我不独为君武个人惜，为社会国家惜耳。名誉不可苟得也；得之者如食人之禄，受人之托，宜自勉自励，图所以副此名望之方，斯可耳……（1916年7月17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44）

 

很明显，胡适对马君武的批评是不留情面，这才是胡对马更真实看法的表达。

 

对陈独秀亦如是。当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派以“私德”（主要是陈流连妓所）攻击陈时，胡适表示了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但事实上，胡适亦承认这方面的事实，1917年10月6日他在复许怡荪函中就说：“独秀今尚纵嫖如故。此间朋友皆其新交，不便进谏，适更不便矣。”

 

这两段文字，胡适在抄件上均粗笔圈出，其中在评论马君武的文字旁批注：“此下两段是否删改”。显然，正式刊印时，这些文字将不会被读者看到！

 

[6]胡适：《朋友篇  寄怡荪、经农》，载胡适1917年6月1日《札记》。按，本文所引胡适留学时的《日记》与《札记》，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胡适手稿本，下文不再特别注明。

 

[7] 载1909年1月12日《竞业旬报》。

 

[8] 胡适致许怡荪函，《胡许通信集》编号第8（以下制简称“编号第几”字样）。此函未标注时间，但据内容看，当作于1909年11月13日新、旧中国公学合并后不数日。

 

[9] 1910年2月16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9。

 

[10] 见胡适《藏晖室日记》之《己酉第五册》卷首，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公司，2004年，57页。

 

[11] 1910年8月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2。

 

[12]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2。

 

[13] 1910年10月11日胡适致胡近仁函，据季羡林总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5页。

 

[14]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2册，第10-13页。

 

[15] 1911年1月7日胡适复许怡荪，编号第17。

 

[16] 1911年1月15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18。

 

[17] 1911年3月8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19。

 

[18] 1913年2月6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0。不独对许怡荪表达过这种矛盾的心情，胡适在札记中，在家书中也有表白。

 

[19] 1913年11月3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11.

 

[20] 胡适：《许怡荪传》，载《新中国》第1卷第4号，1919年8月15日。

 

[21] 1916年3月13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19。

 

[22] 1914年4月10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12。

 

[23] 1915年12月27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16.

 

[24] 胡适：《许怡荪传》。

 

[25] 胡适：《许怡荪》，载《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5。

 

[26] 1910年7月18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2。

 

[27] 1910年10月29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5。

 

[28] 1910年11月30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6。

 

[29] 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9。

 

[30] 1911年1月7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17。

 

[31] 辛亥三月初二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3。

 

[32] 1912年12月9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29。

 

[33]1916年4月19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第42号，1918年3月17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第58号。

 

[34] 1910年11月30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6。

 

[35] 1911年1月7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2。

 

[36] 1915年1月31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15。

 

[37] 1915年3月9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38。

 

[38] 1918年5月4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60。

 

[39] 1918年3月17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8。

 

[40] 1918年3月22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第59号。

 

[41] 1918年5月4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第60号。

 

[42]1918年5月20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32。

 

[43] 1918年9月8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33。

 

[44]1918年9月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61。

 

[45]1918年10月20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34。

 

[46]胡适致许怡荪函，第62号。

 

[47] 1918年9月8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33。

 

[48]可参考， 颜非：《胡适与许怡荪》。

 

[49] 1918年11月8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63

 

[50] 1911年1月10日胡绍之复函胡适，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2册，567页。

 

[51] 1911年6月17日复函章希吕，载《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32页。

 

[52] 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2册，558-559页。

 

[53]他的朋友梅光迪当时极表赞成，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并望胡适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234页）

 

[54]1913年1月1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29。

 

[55] 1913年11月30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2。

 

[56] 1915年7、8月间胡适致函《甲寅》，台北《传记文学》第12卷第1期。

 

[57] 1916年7月17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44。

 

[58] 另一部书是《白话文学史》的下卷。

 

[59] 此函由1979年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首次公布。

 

[60] 1917年4月11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46。

 

[61] 1917年5月29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48.

 

[62] 1917年4月23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24。

 

[63] 1917年7月12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49。

 

[64] 1917年7月12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0。

 

[65] 1917年8月6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1。

 

[66] 1917年8月29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2。

 

[67] 1917年10月6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55。

 

[68]周质平编：《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90-91页。

 

[69]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9.

 

[70]1914年6月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5。

 

[71]胡适致许怡荪函（此函未注明写作年月日），编号第21。

 

[72]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24。

 

[73]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29。

 

[74]1913年6月14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1。

 

二、《胡许通信集》对胡适生平研究的意义

《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可给胡适补充传记材料，尤其是涉及胡适很多人生关键节点方面的材料，尤为重要，比如胡适的改科与入职北京大学问题。

（一）   改科与所学专业之流变

胡适留美之初，从其二兄胡绍之之意，习农学。在绍之看来，习农或习工，一可实业救国，二可重振家声。他在胡适第一学期将毕时，仍大申习农之好处：农学为中国最通用之学，东北三省、内外蒙古、新疆伊犁等处可垦之地甚多，学成回国后必大有所为，要求胡适“用功宜简宜专”，“不必广取泛习”。[50]这段议论，似乎在说服胡适专心学农，不可心有他骛，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大胆的假设”：胡适当时可能产生了改科的念头。幸运的是，1911年2月26日胡致许信（编号第20）为此假设找到了旁证：

弟初志学农，以本年所习大半属文学，且自视性与之近，颇有改习Artis之意，今则立定志向，不再复易矣。其故：盖以弟若改科，必专习“古文字学”……然此是小技，非今日所急。今日所急者，在于尽一分实力于国人，使国人收一分效力，享一分幸福。“文学救国”今非其时，故不欲为。且丈夫壮年非肆志文章之时……而吾郡为农国，可以有为，故弟意现决意学农科。他日归来，视力所能及，先从一乡入手，作一老农，以其余力作一学堂教习，再办一个小小的报纸，可以逍遥陇亩，可以言论自由，又可以教育人才，十年之后，收效必有可观者……

这段话可说明两点：一、之前，胡适从兴趣的角度，的确产生“改科”之念。二、今又放弃“改科”，原因有二：“文学救国”非其时，现今之急务在“尽实力于国人”；农科可有为。第一个原因表示，1911年初，胡适对选科的出发点，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兴趣，而是国家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则完全是其二兄之意（与前引胡绍之复胡适函恰接榫），抑或说，胡绍之一番劝说，暂时打消了胡适改科的初念。  

但，胡适改科之念仍未断。在第一学年之末，他致函章希吕说“有去Cornell之志”，[51]并请二兄为其“代决”。但胡绍之仍神前义，只是他看到乃弟对改科之事念念不忘，不似此前态度坚决而已：

文学在西洋各国固为可贵而难能，然在中国则明珠暗投……以实际言，似农学较为切用，且于将来生计，亦易为力。惟弟天性于文学为近，此则事难两全，鱼与熊掌之择，固非隔膜者所能代为妄断也。至弟谓西洋农学利用机器，非千亩百亩不为功，因谓中国地多零畸，不甚合宜，此乃拘于家乡山僻之情形，未见黄河以北及关外蒙古等处之沃野千里，一望无际，地旷人稀，正需机器乃始有济也……[52]

由以上材料可知，胡适对专业的选择，一直在“国家、社会需要”、“性与之近、力所能及”之间彷徨、犹豫。但又学农一学期后，他终于痛下决心，于1912年初弃农科而习文科。胡适完成改科之时，也确立了选科的基本原则：要根据自己的“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也成了胡适一生都反复劝诫青年的信条。

胡适改科，是其人生的大事，这从他一生的事业和对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中我们都能明白看出。[53]对于这样一个大变动，胡适当然会及时函告许怡荪：

适现已改习文科，亦不专习文学，所习有文学、哲学、政治、经济。近日主意欲以前三年半为博览工夫，期于开拓心胸，建立基础，然后以三年之工为精约工夫，专治二门，政治而兼哲学。六年半之后（或七年）可以稍有学问门径矣。[54]

此函说明：胡适所学之文科，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经济。1913年学完本科课程，专业又略有变更：“专习哲学，拟一年之后他徙”；[55]稍后，则专治“伦理、哲学”，并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56]1915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乃专从杜威习实验主义哲学了。由此可见，自胡适改习文科之后，哲学变成了主攻学科。至晚到1916年7月17日，胡适已经打定主意：“他日归来，当以二十年之力作“中国哲学史”，以为终生一件大事，虽作他事，必不将此志放弃。”[57]

在胡适以后40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此志终不忘。1930年代撰写中国思想史，题目略有变，但基本方向未变。胡适做驻美大使四年，未尝写过一篇中国文字。卸任后回归学术，第一件事仍是撰著中国思想史。众所周知的，胡适晚年研究耗时最久、用力最勤的是《水经注》研究。但胡适涉此学，不是为研究《水经注》而研究《水经注》。《水经注》研究乃是为了解决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引发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戴震窃书”的问题。也就是说，《水经注》研究只不过是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水经注》的问题极为复杂，一涉足即不可收，直到他去世也未完结并写出完整的研究报告，由此亦见《中国思想史》撰写的不易。1950年代，胡适念念不忘的，仍是包括《中国思想史》在内的两部书[58]的撰写。但此时胡适的精力、心境都大大不及从前了，终究没有完成这部书，抱憾而终。

（二）力辞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及改革北大的种种设想

胡适之执教北京大学，乃其人生之大关节，亦是中国新文化、新学术、新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胡、许通信里披露的一些胡适最初加盟北大时的材料，是以前研究胡适和北大校史的人不知道的。

首先，北大罗致胡适，最初的拟议是请胡担任文科学长，而不单是教授。

胡适之执教北大，出于陈独秀的推荐，最有力的证据见于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函：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  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59]

这里说的很明确：陈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任文科学长，而不只是一普通教授。因后来胡到北大后只任教授，并未担任学长，所以最初拟请胡担任文科学长一节就不被提起，甚至还有可能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似乎是陈独秀自谦似的。事实上，陈是诚意请胡适任文科学长的，只因胡适坚辞不就，才未就任。胡致许信里，有详细地说明，1917年4月11日函云： 

适已应蔡孑民先生之召，将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仲甫荐适自代其文科之任，适已辞之，因不愿任管理之重任也。[60]

胡适表示不愿任学长的原因是“不愿任管理之重任”，稍后他发现陈独秀仍望其就任学长时，又申说理由并拜托许向陈力辞：

前已有书寄独秀，言不愿当文科学长。此次与蔡先生书亦言此事。今察兄来书，似独秀尚未以此举为然。适以为国立大学中乃使新进少年作为文科学长，似非大学之福，故不敢当之。兄倘再见独秀时，乞为我达此意，何如？ 

适本意欲专授中国哲学，而以西洋哲学为辅。来书言独秀或欲弟兼任英文 文学，恐任太重，反难尽职。大学非中学小学，似宜有专科教授，不宜一人兼任数科也。兼任或可暂为之，恐非久计耳。望亦与独秀言之为盼。[61]

胡适此处所言“察兄来书……”一语，乃指许4月23日许致胡函，该函云：

日昨往晤独秀……大学之事，微闻独秀苦于应付，甚望足下早来接手。内部英文文学教习难得好手，足下将来自兼教授，月薪约四五百元。[62]

据许函可知，此时，陈独秀仍希望胡适任文科学长兼任英文文学教授。胡适一再力辞文科学长，但直到他回到上海，一直未得蔡、陈之回复，因此，他上岸后，一面专候即将来沪的陈独秀以商定有关任教北大的若干事宜，一面致函许怡荪，请许代为致函陈（因陈在天津，胡适不知其地址）落实辞学长等事： 

（一）适辞文科学长之任，已有书与仲甫及蔡先生，但不曾得回信，不知何故？ 

（二）适明年应教授何科？

（甲）哲学共有几点钟？（几科）

（乙）前书所言英文文学暂兼则可之说，仲甫意见如何？

（丙）此外尚须教授何科？

（三）闻仲甫定有课程表，望赐寄一份。

（四）大学藏书有英文文学、哲学书否？[63]

此函发出后次日，胡适即见到了由津来沪的陈独秀，是为陈、胡二人的第一次会晤。会面情形，胡在致许信中有述：

仲甫已到上海，昨夜与谈，其言不甚直截了当，今日当再细谈。仲甫言但欲适教授英文学，此殊非所料。然教英文学可不比自己编书，教哲学为更易。此于适实有所益，因可多得闲空功夫为读书著书之用也。[64]

经过胡、陈几次晤谈后，胡适似乎辞掉了文科学长。8月6号，已是回到阔别了家乡十年的胡适致函许怡荪说：

大学事适已有信与蔡先生，“言仲甫先生意欲适先专任英文文学史，而不欲适任哲学。适以为此两项虽非所治，而幸尚能强免承乏，故已暂时答应。想仲甫先生已早有信奉告矣。”[65]

这里，胡适节引给蔡元培的信，不提辞学长事，又说独秀令其如何如何，显然，胡适的辞文科学长事已解决了。但似乎好事多磨，胡省亲期间，接连得蔡元培催其赴京电报。胡适不免又悬念：是否又重提学长一事？他在致许函中表达了这种悬疑：

大学二十四日开学，蔡先生已有两电来催。此盖由仲甫不肯去，故函商蔡，欲令适先去，亦不知何意？岂仲甫欲适仍充学长耶？蔡意已允，故两次电催。弟一电为途中所误，七八日始寄到，故不能改行期。但已决意不绕上海，且空手先由浦口去北京耳。[66]

但胡适途经芜湖时得读陈独秀来函，始知蔡此次催胡进京，是请其主持招考事。其实，蔡此举乃陈之主意。而此时招考已过，胡适乃不亟亟赴京，而先从容过沪，处理私事，会见朋友，再由沪赴京。至此，困扰胡适半年多的“学长”一事，终如愿解决。

其次，关于在北大所教科目以及对北大的改革。

前文已述，胡适在留学时就立定治学目标：哲学将是终身的事业。因此，北大罗致胡时，他最希望的是专任哲学教授，不兼任他科，但陈独秀却坚欲其担任英文文学教授（见上引各函）。好在此科亦胡适所长，故权衡之后即应承下来。事实是，胡在北大第一学年担任的功课是：“欧洲文学”、“英诗”、“中国哲学”、“中国史学研究法”。显然，英文系的课程是主科，而他所立志安身立命的哲学倒成了辅科。

尽管胡适能在所教科目方面能退而求其次，但他对当时北大的种种不足，却是不能容忍的。胡适抵京后不久即致函许说：

……于大学之内容僅窥观一二，已足使我大失望。大学乃如一个大客站。生意好时何尝不热闹？到了冬夏生意清淡的时候，客人都走了，伙计茶房也走了，只剩下一个老板。就是生意兴隆的时候，这些伙计和茶房们全是为了拿薪水来的，对于这客栈却毫无关切之意；同事之中也全不问痛痒；那些客人，你是你，我是我，更不用说了。请问这个大学哪能办得好？文科之腐败更不堪言！其种种情形，真是一言难尽，适以是新来的人，一时又不便多所建白。今所建议，仅有组织各门教员会（如英文门、哲学门之数）一事。此事已由大学评议会通过，但不知何日可能实行耳。今无各门教员会，各门之课程虽由学长排定，而学长是外行。其各课内容全由教职员“人自为政”，所用课本也“人自为政”，全无统系可言，又无人能早为筹备，故至今（十月六日）尚多不能得书不能授课之班，西文书籍尤非一时所能办到，而年假转瞬又到了。

教科之可笑者，如英文文学专科每周只有六小时之英文学，而外国乃有八小时，又有《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英国文学史》诸课。夫学生不曾读一本欧洲古近代的文学，而教之以文学史，岂非“对牛弹琴”耶？至多不过使之记得几个名字，为高谈欺人之用耳。

至于教员之非人，更不必说了。今年所添之教员，其教英文者，多美国学实业政治之人，已为可笑矣。而其中几许名人如谢无量、蒋观云、吴梅、章秋桐、叶浩吾诸人至今尚未到校，而年假又将到了。

既然不满，

适意大学事，亦非一朝夕所能转移，当假以时日。今若能办到各门教员会一层，则各门将有统系，将有负责任之人，以此入手，明年便稍稍有头绪。若能使明年开学时一切教科都有统系，都有课本，都有教员，已经是了不得的成效了。[67]

胡适是个有担当的人。他早已立定决心从事教育，故对北大的改革亦格外热心，再加上有位从善如流的蔡元培做校长，故他的改革想法，很多都变成了现实，如选科制度、各系教授会的建立，各系科研究所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就需要专门撰文加以研究了。

三、从“救国之道”的变迁看胡适的思想

胡适、许怡荪均视对方为知己，可谓情同手足。这种纯挚友情在彼此人生、志业中发挥的“正能量”，不言而喻。这种友情之养成，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不表出，就是：二人都怀有爱国、救国之高远理想，在学行、修养方面又都能不断完善自我、追求进步。《通信集》有大量内容都是围绕这方面进行讨论、切磋的。

胡适的重要思想形成于留学时代。七年留美，逐步形成了他完整的、影响一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观、道德观。研究其形成之前因后果，不仅是胡适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亦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这里，就利用《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以“救国之道”为例，略作探讨。

清季民初，国势日微，外患、内乱频仍，民不聊生。凡有血性、有思想之中国人，无不努力探求一条自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胡适的救国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这一思想最早完整的表述，见于胡适1916年1月4日《札记》。1月11日，胡适致函韦廉司小姐说：“对一个好而且有效的政府来说，有些必要先决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些“必要先决的条件”，“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都救不了中国。”所谓“创造新因”就是来提供这些必要先决的条件。对此，他深信不疑，甚至于不会因“外国势力的入侵，甚至于征服中国”而动摇这一决心。[68]

两周后的1月25日，胡适在复许怡荪函里，又有了更完整的表述，并将其概要记入札记。在这本《通信集》未发现之前，学人考察胡适的这部分思想，用的就是《札记》里的材料。《札记》未记的部分，阐释更详明：

……要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庶几有新果……今日之事何啻皮毛之关系矣也，植根之于干，基之于台，揆诸因果之理，宁有济乎？无论今之恶政府不能修政强国，即令民党今日战胜袁氏，别立第二民国，又谁能决其不更为武人官僚所推翻，如第一民国故事乎？

……宜努力造因，能令新因多于旧孽，则政治修明，国力之猛进，文化之日新，不求而自治，不召而自来矣。适非不知政治改良亦造因之一端，惟政治改良乃是造近因，所谓求捷径也，适所谓因，乃远因也。

适所大虑，在于国之无人……[69]

胡适说的很明白，所谓“造因”，乃远因，而非近因。在他看来，政治改革都不是远因，而是近因。只有所谓建立现代政治的“必要先决的条件”，才是远因。从“造因”的角度思考救国之路，无论“革命”，还是帝制，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如何“造远因”呢？他说：“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所谓“树人”，即培养新人，塑造新国民；而教育是达此目的的手段。确立了这样的救国之道后，胡适不仅自己立志要“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且以此来评判国人和党派的救国活动了。如在抗战前后，胡适虽承认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但却一直主张学生要以学业为主，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救国之准备，深不以荒废学业去游行、喊口号为然。再如，为了达到造远因之目的，胡适在卢沟桥事变前曾不止一次提出在有限度的承认“满洲国”的前提下向日本争取和平，以便造国家不亡之资。这些做法和想法，都是基于留学时所形成的救国道路。

胡适的救国之道完整形成于1916年初，但在1914年已初见端倪，这是他两年来对“民国”的深刻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这年6月5日，他复函许怡荪说：

民国之不成器，其原因正坐“自上发之”，而所谓“下者”，乃蠢蠢如故，懵懵如故。少数领袖，孤立无助，何能为力？其败也，不亦宜乎？足下以为今日须“大人物”，须“英雄”。欲于谈笑之中登斯民于衽席之上，此意吾久厌却。因近来所主张，以为一国命脉，不在大人物，而在无名之英雄。一言以蔽之，在于国民之政治知识，及自胜能力而已。今日之事必须自下发之，其收效迟也，然谋国何等事，而求速耶？ 

自下发之之策如何？曰，造一良好有智识之国民，造一健全之舆论，造一般爱国急公能思想之人才：三者缺一不可也。此等语似迂，其实非迂，乃根本之计也。 

……适久无意政界，然眷怀宗国，亦未尝不留心时局，他日归来，颇思以一笔一舌效力故国，鞠躬尽瘁，期于造成以上所云之三事中之第二事，他非所冀也。

吾所志在孟德斯鸠福禄特尔一派人物，以为学术思想，过度之舟楫而已，未尝梦想作华盛顿也。[70]

胡适既认定民国其不成器的原因在“自上发之”，就放弃了依靠“大人物”和“英雄”的“英雄史观”，而把着眼点聚焦于下层民众，所谓“一国命脉，不在大人物，而在无名之英雄”，而其所说“自下发之策”的三条办法，即是1916年完整表述的“造远因”的雏形。

这种想法，亦属胡适思想上的“革命”，因留学之初，完全不是如此。他在1911年致许函中还说：“今日国力万不可图，海陆军万不可不设，否则今日可亡，明日亦可亡，人欲如何便如何耳，掷笔一叹！”[71]当时他认为，国家的危亡，缘于满清政府“无能”。他途经日本时，看到“日人之委琐贫困，远胜吾民”，而日本却能称雄东亚，乃其“政府敏捷之效”。美国所以为世界最强之国，其国民“亦未必真有高尚人格”，乃因“政制开明，教育普及”。由此他认定：“今日立国，兵力为上，外交次之，内治次之，道德教育尤为太平时之产品，非今日之急务也……使吾国甲午战后，即极力再兴海军，至于今日，当可成大舰队，既有所恃，然后徐图内政，即一旦有事，尚可一战……较之束手待人宰割，其为成败得失，不待言矣。故今日第一要事，乃是海军，其次则陆军之炮弹……其次，则大政治家大演说家，皆可以兴国，至于树人兴国，皆是末事。”[72]由此可见，在满清王朝最后一年，胡适认为，国家兴亡主要看政府，而道德、教育皆是末事，与后来造新因、立志教育的观点，有天渊之别。

直到1912年底，胡适仍把救国之大任，更多地寄托于少数英雄豪杰身上。他于这年12月9日复函许怡荪说：

今日国事要在人人尽力为祖国服务，则新国之兴，方有未艾。若国中明达之士，但知闭户詈人，而不知天下事有可为者，但知咄咄书空，责人无已时，而己则袖手远遁，以为政治皆龌龊之行，而政客乃人类之最无耻者：果尔，则天下好人虽多，何补于亡？其亡也，非亡于龌龊小人也，实亡于高蹈远遁之好人耳！……在今日群龙无首之时，则吾与足下之担负与孙中山袁项城等耳。[73]

在这里，胡适明显地认为，担当救国大任的是孙中山、袁世凯一流豪杰，但是他也明确指出，要“人人尽力为祖国服务”，这与起初单靠政府的观点又有不同。次年，“二次革命”爆发，胡适的态度是：“今日既爱莫能助，亦只得付之一叹”，“且各尽所能作分内事，为他日救国预备”。[74]

一年后，胡适经过对国内政情的充分研究与思考，再加上他对欧美国家所以现代化的考察，终于放弃“英雄史观”，更多地把救国的任务寄托于最广泛的普通民众，直至1916年形成完整的“造新因”的救国论。

《胡许通信集》提供的有关胡适生平、思想的材料极为丰富，这里只略举几个方面加以介绍。笔者相信，该书出版后，必能进一步推动胡适研究。

 

注释

[1]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迷藏书信》第30册，黄山书社，1994年，207页。

[2]据《胡适遗稿及迷藏书信》第33册，202页。

[3]章希吕1933年12月15日《日记》，转引自颜非：《胡适与许怡荪》，载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220页。

[4] 《胡许通信集》所收此函编号为27，与《留学日记》相较，不仅文字略有异，最后还有两段是《留学日记》未收的。被删去的这两段内容是：

现颇有去Connell而他适之意，因此间吾国学生太多：多外诱，一也；不能习英语，二也。弟尚未定何往，然去志颇决也。有信仍寄原处无妨。

乐亭之丧，闻同志有为之开追悼会者，弟拟为文挽之，而不能成，且集《文选》句为一联如下：

长路漫浩浩，

平原独茫茫。

足下谓可用否？此间无法可书，已以书托希吕为设法书之。俟续有所得，再行寄上。

显然，《通信集》所收，更完整。

[5]胡适暴得大名后，举凡作函札、写日记，均含影响世人、保存史料之深意。因此，在这些文献中凡涉及人物评价，总不能不留有余地，甚至有时也不能不为尊者、贤者讳，此点，他在1947年12月17日曾明确地对夏鼐表达过（见《夏鼐日记》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61页）。但作为知友，胡适对许却是毫无保留的。可以拿对马君武、陈独秀两人的评价为例说明。

马君武是胡适中国公学时候的老师，求学时胡对马非常敬重，曾撰3篇短文赞颂。（《竞业旬报》第35期，1908年12月4日）分别九年后，马、胡聚首纽约，胡适在1916年6月9日札记中记下了对马之新观感：

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显然，胡对马评价不高，但语气尚平和。但在给许怡荪的信中，态度较语气则犀利多多：

又前次书中曾嘱足下删改适所写裴伦诗注中关于马君武先生译本之处，此事如未为之，亦望勿为，姑仍其旧可也。盖君武作文著书，全为金钱，又不为读者设想，其书无一有价值者，十余年来，故态依然，亦当有以惩警之，使不致永永如此粗心大意，自欺以误人也。此亦吾上文所谓“监督出版界”之一事。足下不谓吾狂妄乎。 

君武此次归国，道出纽约，即居适所，聚谈之时甚多，觉其十年以来学问眼光毫无进步可言，吾向来期望之心甚大，故失望之意益深。士君子负当世重望如君武者，若真有本领，正大有可为；若徒负虚名，无有真实学问，则虚名益重，误事必益甚，此适所以大失望也。我不独为君武个人惜，为社会国家惜耳。名誉不可苟得也；得之者如食人之禄，受人之托，宜自勉自励，图所以副此名望之方，斯可耳……（1916年7月17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44）

很明显，胡适对马君武的批评是不留情面，这才是胡对马更真实看法的表达。

对陈独秀亦如是。当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派以“私德”（主要是陈流连妓所）攻击陈时，胡适表示了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但事实上，胡适亦承认这方面的事实，1917年10月6日他在复许怡荪函中就说：“独秀今尚纵嫖如故。此间朋友皆其新交，不便进谏，适更不便矣。”

这两段文字，胡适在抄件上均粗笔圈出，其中在评论马君武的文字旁批注：“此下两段是否删改”。显然，正式刊印时，这些文字将不会被读者看到！

[6]胡适：《朋友篇  寄怡荪、经农》，载胡适1917年6月1日《札记》。按，本文所引胡适留学时的《日记》与《札记》，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胡适手稿本，下文不再特别注明。

[7] 载1909年1月12日《竞业旬报》。

[8] 胡适致许怡荪函，《胡许通信集》编号第8（以下制简称“编号第几”字样）。此函未标注时间，但据内容看，当作于1909年11月13日新、旧中国公学合并后不数日。

[9] 1910年2月16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9。

[10] 见胡适《藏晖室日记》之《己酉第五册》卷首，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公司，2004年，57页。

[11] 1910年8月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2。

[12]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2。

[13] 1910年10月11日胡适致胡近仁函，据季羡林总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5页。

[14]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2册，第10-13页。

[15] 1911年1月7日胡适复许怡荪，编号第17。

[16] 1911年1月15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18。

[17] 1911年3月8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19。

[18] 1913年2月6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0。不独对许怡荪表达过这种矛盾的心情，胡适在札记中，在家书中也有表白。 

[19] 1913年11月3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11.

[20] 胡适：《许怡荪传》，载《新中国》第1卷第4号，1919年8月15日。

[21] 1916年3月13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19。

[22] 1914年4月10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12。

[23] 1915年12月27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16.

[24] 胡适：《许怡荪传》。

[25] 胡适：《许怡荪》，载《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5。

[26] 1910年7月18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2。

[27] 1910年10月29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5。

[28] 1910年11月30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6。

[29] 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9。

[30] 1911年1月7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17。

[31] 辛亥三月初二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3。

[32] 1912年12月9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29。

[33]1916年4月19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第42号，1918年3月17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第58号。 

[34] 1910年11月30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16。 

[35] 1911年1月7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2。 

[36] 1915年1月31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15。

[37] 1915年3月9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38。

[38] 1918年5月4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60。

[39] 1918年3月17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8。

[40] 1918年3月22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第59号。 

[41] 1918年5月4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第60号。 

[42]1918年5月20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32。

[43] 1918年9月8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33。

[44]1918年9月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61。

[45]1918年10月20日许怡荪复胡适函，编号第34。

[46]胡适致许怡荪函，第62号。

[47] 1918年9月8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33。

[48]可参考， 颜非：《胡适与许怡荪》。

[49] 1918年11月8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63

[50] 1911年1月10日胡绍之复函胡适，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2册，567页。

[51] 1911年6月17日复函章希吕，载《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32页。

[52] 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2册，558-559页。

[53]他的朋友梅光迪当时极表赞成，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并望胡适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234页）

[54]1913年1月1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29。

[55] 1913年11月30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2。

[56] 1915年7、8月间胡适致函《甲寅》，台北《传记文学》第12卷第1期。

[57] 1916年7月17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44。

[58] 另一部书是《白话文学史》的下卷。

[59] 此函由1979年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首次公布。

[60] 1917年4月11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46。

[61] 1917年5月29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48.

[62] 1917年4月23日许怡荪致胡适函，编号第24。

[63] 1917年7月12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49。

[64] 1917年7月12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0。

[65] 1917年8月6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1。

[66] 1917年8月29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52。

[67] 1917年10月6日胡适复许怡荪函，编号第55。

[68]周质平编：《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90-91页。

[69]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9.

[70]1914年6月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5。

[71]胡适致许怡荪函（此函未注明写作年月日），编号第21。

[72]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24。

[73]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29。

[74]1913年6月14日胡适致许怡荪函，编号第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