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摘要】斯宾塞著述跨语际的翻译、传播、意义歧变与交叉影响，是工业革命后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思想史事件。1898 年，《昌言报》连载了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其中，《论进境之理》所对应的原作《论进步: 其法则和原因》一文刊于1857年，浓缩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体设想。它区分“可知”与“不可知”，将科学与宗教的共生作为理解进步问题的前提。译作整体上淡化了原作“不可知”范畴所指向的宗教视域，相对放大了原作基于“可知”领域的科学所建构的物质宇宙图景。斯宾塞站在宇宙自然演进的立场上，强调只有祛除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视域，才能体察进步的本性; 译作相关段落逆反原义，充分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乃进步的中心。而严复对《论进步》首段的不同翻译，提示出中国另一条接受斯宾塞进步哲学的线索。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英美关于斯宾塞的新认知传入日本，又在日本被重新诠释。1902 年旅日后，章太炎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通过东学的新知识渠道及“滤镜”功能，他对斯宾塞的认知有偏误地维持在其崇重科学、漠然于宗教的维度上。英、日、中数种文字的斯宾塞文本及其评价的曲折传译，产生了负负相加的跨文化误读，反映了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生产的某种情状。
【关键词】斯宾塞；章太炎；知识生产；不可知论；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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