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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多注意“史料的历史”和“中等人物”
作者：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个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戴海斌：近代史研究的“务虚”
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实在勉为其难。会议主办者指派我为“晚清史”这一场的讨论作引言，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是讲历史，还是讲史学？回答说，都可以。我个人理解大概偏后者。我们在现在的学科体制内，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门，都就具体的历史问题写过专业论文，但在相对不那么专的“学”的层面，进行反思的自觉或者说机会，其实并不太多。这也是做研究既要拉车、也要看路的意思。个人理解此会宗旨或即在此。不过呢，晚清史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兹事体大，这种大哉问自应有前辈大家来操心，无需吾辈置喙。我知道上一周茅（编按：指茅海建）老师刚在澳门大学召集海内外研究晚清史的高层学者开了一个高层论坛，对未来晚清史的发展方向，想必会有重要指示，杨（编按：指杨国强）老师也参加了那个会议，很期待在本会上传达精神，帮助吾辈提高。在这里，我只能就自己研究上的直接经验和困惑，谈一些的直观感受，以及未经论证的浅陋看法。因为是务虚，故敢于空谈几句。
晚清史与近代史
1840年到1911年的历史，还是清朝，但单立一个名目曰“晚清”，和之前的清朝史相区别，从研究状况看，长期来晚清史研究一般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似一直缺少自主性。近代史研究注重的线索、高潮、标志性事件，以前为革命史观所规定，所以研究的重点多指向清政府的对立面，农民运动、革命派最被重视。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革命、改良的价值评判标准有所转移，立宪派、精英主导的改革运动、舆论社会的作用等等，被更多强调。又随着眼光向下、去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兴盛，特别偏爱人情恒常的物质、消费这类，但反而不大见人，有时候让人起一种错觉，觉得“晚清”社会跟现在也没多大差别。
相对而言，晚清史研究中，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反而研究不够。所谓研究不够，并非不认为其不重要，恰恰相反，写作晚清史的任何章节，都要写国家和社会互动、朝野互动、中外互动，都无法忽视国家权势结构的存在，但多数论述中清政府的性质是自明的，而且高度抽象，这种抽象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在具体问题分析中直接应用某些被人普遍接受而不会加以质疑的结论。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将清政府既有的形象固化，较少关心其内部的变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往往把外部反应的原因径直导向清政府，给它赋予太多的解释余地。
人物研究未有穷期
要理解晚清政治，制度和人物的研究，这是相对刚性的部分，绕不过去。（李）文杰对制度史比较熟，这一块待会他可以多谈。人物方面，大人物、统治阶级这一层的人物，以前是研究比较多的，也认为研究得比较透，其实亦不尽然。法国的巴斯蒂女士本周刚在华师大做了有关慈禧太后的讲演，我没有机会去听，不过我看到了广告，介绍其研究思路，主张从原始史料的角度去检讨，发现有关慈禧太后性格、习惯、喜好、日常生活，以及有关言行、品格的记载和判断，甚至包括流传下来的画像，大多是戊戌变法之后、即与慈禧太后晚年生活相关的，而且这些史料，有不少是她本人制造出来的。这一点我有很强的共鸣。个人目前在做的一个研究，就是有关慈禧、还有荣禄、庆亲王奕劻、张之洞等人，在戊戌、庚子以后反映于各种类型史料中的形象，但我的主要目的倒不是想呈现形象、比较异同。现在不少文化史角度的形象研究，只负责呈现他/她成了这个样子，但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和本来是什么样子，这一研究思路大概受后学影响，认为历史是建构的，故无所谓最终的真相。我大概不是这种做法。想从政治史角度，考辨史料，讨论形象形成的具体原因、契机、制作者的动机和效果，但回过头来解释其人在实际历史中的作为和影响。
“中等人物”
另外有一个想法， 即注意研究近代史上的“中等人物”。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取其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有些是位置重要，有些是因为个性突出，有些则依赖于人际关系而有所作为，有些则综而具之。借用近代报人徐铸成的话，“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不是总督、总长、总理一类的显赫角色，却都惯于出卖风云雷雨，在近代史的不少关键‘回目’中，他们都在幕后插手，甚至排演、操纵”。举例来说，我做过个案研究的钱恂、陶森甲、赵凤昌、周善培、刘鹗（其在文学史上无疑为“大家”，移诸政治史语境则是另一种境况），又如清末几任上海道台余联沅、蔡钧、蔡乃煌等，此处不能尽举。这类不大不小的人物之于清末民初历史的影响力及意义，实有待史学界的重新评估。
带着“旧学”理解去研究近代
清末民初这一段，是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我们现在基本都有这种共识，认为历史是连续性的，研究历史不能作截断众流式的研究。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近代史研究，尤其晚清史研究，除了要处理新的、变化的部分，还要处理处理传统的、旧的部分。我在本单位讲近代史料，曾选读的一种史料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当然是一个枢纽性的文献，但要真正读通它，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传统社会的政教伦理、满汉关系、科举考试、地方吏治、钱粮赋税、刑名诉讼、兵役军制等等，我们未必专门研究或直接处理这些问题，但必须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和理解，才能去研究变化的部分。这里的“旧学”，取广义，不专指经典古典，而指传统社会的一般知识。我有一个观察，即研究近代史有成就的学者，对旧学都有相当根底，或后来花大力气追补过。前一段时间，我读杨老师的新书《衰世与西法》，这点感受是很深的。
要特别注意“史料的历史”
近年来历史研究对史料的第一手性质、原始性的越来越强调，以及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通过跑档案馆搜集史料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持“拿来就用”态度者似不在少数。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1）“原始材料”带有笼统的意义，存在于档案馆的资料，并不意味就居于史料信用层级的顶端，而天然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点应该易理解，我不多展开，另外，大量公刊史料的利用不足。比如盛宣怀档案，上海、香港都整理出版过大量材料，但看的人不多。先对档案的整体有所摸排理解，才能知道单件史料的位置和利用价值，而不是一个猛子扎进去，通过数据库关键词检索，找一二条拿来就用。（2）档案大量涌现，信息泛滥，却少有人去注意档案本身源流、性质、形成过程等问题。事实上它与借助档案所欲解决的课题并不脱节，恰恰相反，对档案性质的适当评估直接关系证明或证否的效力，这本应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蒋廷黻很早就论及“史料的历史”（Documentary History），还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历史仿佛建筑，那么“史料的历史”，等于建筑物墙上不加粉，柱子不加油漆，连支撑屋顶的大梁皆赤裸的让人观看，使观者一方面欣赏原料之美，一方面知道整个建筑材料之间的协调。（《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
还是举一个外交史的例子。中国外交机构（按沿革顺序依次为总理衙门→外务部→中华民国外交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各档案分散在两岸各地，留存状况仅见局部说明，缺少综合调查，如何将碎片拼合成整图，是研究者先须面对的难题。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川岛真的北洋外交研究很有成绩，我个人倒觉得他有价值的工作不光在于发扬档案史料优越性，而是能够注意档案批判。川岛真花了十几年时间，走访大陆、台湾各机构，对外交档案的分存、转移及行政管理办法，有较前人进步的认知。他认为这是“解读外交档案的关键”，过程漫长艰苦，但享受其中如“做对填字游戏”般的趣味。今天研究者所面对的档案，已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整理者的因素，对它做批判性利用自然成为研究的戒律。不过，很多问题实际上仍悬而未决。国家图书馆的缩微文献复制中心编印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规模逾数百册。外交档案如何能入藏图书馆？又何谓“孤本”？其与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总理衙门、外务部档案关系如何？诸如此类，连编者也不尽瞭然。川岛真也搞不清楚。而很多研究者对这些影印史料基本是拿来就用的，不能不说有问题。
普及与提高
另有一个问题，可能已经略微溢出晚清史的“研究”层面。关于晚清史，有一个有趣的两极化现象：一是学院内的研究趋冷，学界的研究兴趣一直往后延，同辈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二是社会上反而成为热点，通俗读物、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作者多数是民间写手，也有个别学院出身，前者姑不论，后者总体而言写得较滥，少见精品，原因可能是本身研究水准就有限，也可能是刻意迎合大众趣味。我个人是不大看得进去。历史书有两个层次，一是研究历史，二是写历史，后者的读者期待肯定要更广。很多受推崇前辈大学者都会写历史。现在的问题是，学院内的人看不上别人写的，但自己又不写，或许是不屑写，但也可能是写不出来。近代史领域内，有些大家做了示范，但效果似有限。开玩笑地说，罗大师（编按：指罗志田）已经是被公认为文笔萦绕，杨老师写文章生僻字太多，茅老师出了本号称随笔集的书，结果一大半是去了注释的论文。桑兵老师一向主张学问高深不必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新书《治学的门径与取法》就主张“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可见作史为文，均非易易。怎么写出让人信服且可读的历史书，不是我辈能给出答案的，但还是需要去思考、实践。
文史互济
最后谈一点跨出史学门的问题。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代文学研究者有史学化的取向，这里只是说“取向”，因为“史学化”不是以史学代文学，他们的“文学研究”本位并未失。但一些文学系出身的年轻学者，像北大中文系陈（编按：指陈平原）夏（编按：指夏晓虹）门人，写出了有分量的讨论近代史重要问题的书，他们的史料功夫、考辨能力不弱于史学出身者，而对于诗文集的理解利用的深度、贴近人物研究的感悟力、提炼构思大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词达意、谋篇布局的巧思，为我们所不及，值得借鉴、学习。历史文章，或过于饾饤，或过于粗放，很少例外的则偏于干燥、冰冷。本来文史不分家，现在专业分科是必然的趋势，但我们作为从业者如何带有反思去从事自己的专业，是应该留意的问题。所谓文史互济，不容易，但应该去追求。这和上面谈到研究历史和写历史的问题也有关联性。
晚清史研究应该是立体的、具有多个层面的。今天作主要发言的，专攻多是政治外交史，所谈可能还是偏重上层研究，仅是一得之见，挂一漏万，必不能全面，也谈不上到位。吕思勉说过，“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今天“学”的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恐怕还是落在实处，把它化成真正的阅历和经验。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个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戴海斌：近代史研究的“务虚”
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实在勉为其难。会议主办者指派我为“晚清史”这一场的讨论作引言，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是讲历史，还是讲史学？回答说，都可以。我个人理解大概偏后者。我们在现在的学科体制内，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门，都就具体的历史问题写过专业论文，但在相对不那么专的“学”的层面，进行反思的自觉或者说机会，其实并不太多。这也是做研究既要拉车、也要看路的意思。个人理解此会宗旨或即在此。不过呢，晚清史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兹事体大，这种大哉问自应有前辈大家来操心，无需吾辈置喙。我知道上一周茅（编按：指茅海建）老师刚在澳门大学召集海内外研究晚清史的高层学者开了一个高层论坛，对未来晚清史的发展方向，想必会有重要指示，杨（编按：指杨国强）老师也参加了那个会议，很期待在本会上传达精神，帮助吾辈提高。在这里，我只能就自己研究上的直接经验和困惑，谈一些的直观感受，以及未经论证的浅陋看法。因为是务虚，故敢于空谈几句。
晚清史与近代史
1840年到1911年的历史，还是清朝，但单立一个名目曰“晚清”，和之前的清朝史相区别，从研究状况看，长期来晚清史研究一般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似一直缺少自主性。近代史研究注重的线索、高潮、标志性事件，以前为革命史观所规定，所以研究的重点多指向清政府的对立面，农民运动、革命派最被重视。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革命、改良的价值评判标准有所转移，立宪派、精英主导的改革运动、舆论社会的作用等等，被更多强调。又随着眼光向下、去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兴盛，特别偏爱人情恒常的物质、消费这类，但反而不大见人，有时候让人起一种错觉，觉得“晚清”社会跟现在也没多大差别。
相对而言，晚清史研究中，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反而研究不够。所谓研究不够，并非不认为其不重要，恰恰相反，写作晚清史的任何章节，都要写国家和社会互动、朝野互动、中外互动，都无法忽视国家权势结构的存在，但多数论述中清政府的性质是自明的，而且高度抽象，这种抽象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在具体问题分析中直接应用某些被人普遍接受而不会加以质疑的结论。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将清政府既有的形象固化，较少关心其内部的变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往往把外部反应的原因径直导向清政府，给它赋予太多的解释余地。
人物研究未有穷期
要理解晚清政治，制度和人物的研究，这是相对刚性的部分，绕不过去。（李）文杰对制度史比较熟，这一块待会他可以多谈。人物方面，大人物、统治阶级这一层的人物，以前是研究比较多的，也认为研究得比较透，其实亦不尽然。法国的巴斯蒂女士本周刚在华师大做了有关慈禧太后的讲演，我没有机会去听，不过我看到了广告，介绍其研究思路，主张从原始史料的角度去检讨，发现有关慈禧太后性格、习惯、喜好、日常生活，以及有关言行、品格的记载和判断，甚至包括流传下来的画像，大多是戊戌变法之后、即与慈禧太后晚年生活相关的，而且这些史料，有不少是她本人制造出来的。这一点我有很强的共鸣。个人目前在做的一个研究，就是有关慈禧、还有荣禄、庆亲王奕劻、张之洞等人，在戊戌、庚子以后反映于各种类型史料中的形象，但我的主要目的倒不是想呈现形象、比较异同。现在不少文化史角度的形象研究，只负责呈现他/她成了这个样子，但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和本来是什么样子，这一研究思路大概受后学影响，认为历史是建构的，故无所谓最终的真相。我大概不是这种做法。想从政治史角度，考辨史料，讨论形象形成的具体原因、契机、制作者的动机和效果，但回过头来解释其人在实际历史中的作为和影响。
“中等人物”
另外有一个想法， 即注意研究近代史上的“中等人物”。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取其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有些是位置重要，有些是因为个性突出，有些则依赖于人际关系而有所作为，有些则综而具之。借用近代报人徐铸成的话，“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不是总督、总长、总理一类的显赫角色，却都惯于出卖风云雷雨，在近代史的不少关键‘回目’中，他们都在幕后插手，甚至排演、操纵”。举例来说，我做过个案研究的钱恂、陶森甲、赵凤昌、周善培、刘鹗（其在文学史上无疑为“大家”，移诸政治史语境则是另一种境况），又如清末几任上海道台余联沅、蔡钧、蔡乃煌等，此处不能尽举。这类不大不小的人物之于清末民初历史的影响力及意义，实有待史学界的重新评估。
带着“旧学”理解去研究近代
清末民初这一段，是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我们现在基本都有这种共识，认为历史是连续性的，研究历史不能作截断众流式的研究。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近代史研究，尤其晚清史研究，除了要处理新的、变化的部分，还要处理处理传统的、旧的部分。我在本单位讲近代史料，曾选读的一种史料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当然是一个枢纽性的文献，但要真正读通它，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传统社会的政教伦理、满汉关系、科举考试、地方吏治、钱粮赋税、刑名诉讼、兵役军制等等，我们未必专门研究或直接处理这些问题，但必须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和理解，才能去研究变化的部分。这里的“旧学”，取广义，不专指经典古典，而指传统社会的一般知识。我有一个观察，即研究近代史有成就的学者，对旧学都有相当根底，或后来花大力气追补过。前一段时间，我读杨老师的新书《衰世与西法》，这点感受是很深的。
要特别注意“史料的历史”
近年来历史研究对史料的第一手性质、原始性的越来越强调，以及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通过跑档案馆搜集史料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持“拿来就用”态度者似不在少数。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1）“原始材料”带有笼统的意义，存在于档案馆的资料，并不意味就居于史料信用层级的顶端，而天然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点应该易理解，我不多展开，另外，大量公刊史料的利用不足。比如盛宣怀档案，上海、香港都整理出版过大量材料，但看的人不多。先对档案的整体有所摸排理解，才能知道单件史料的位置和利用价值，而不是一个猛子扎进去，通过数据库关键词检索，找一二条拿来就用。（2）档案大量涌现，信息泛滥，却少有人去注意档案本身源流、性质、形成过程等问题。事实上它与借助档案所欲解决的课题并不脱节，恰恰相反，对档案性质的适当评估直接关系证明或证否的效力，这本应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蒋廷黻很早就论及“史料的历史”（Documentary History），还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历史仿佛建筑，那么“史料的历史”，等于建筑物墙上不加粉，柱子不加油漆，连支撑屋顶的大梁皆赤裸的让人观看，使观者一方面欣赏原料之美，一方面知道整个建筑材料之间的协调。（《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
还是举一个外交史的例子。中国外交机构（按沿革顺序依次为总理衙门→外务部→中华民国外交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各档案分散在两岸各地，留存状况仅见局部说明，缺少综合调查，如何将碎片拼合成整图，是研究者先须面对的难题。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川岛真的北洋外交研究很有成绩，我个人倒觉得他有价值的工作不光在于发扬档案史料优越性，而是能够注意档案批判。川岛真花了十几年时间，走访大陆、台湾各机构，对外交档案的分存、转移及行政管理办法，有较前人进步的认知。他认为这是“解读外交档案的关键”，过程漫长艰苦，但享受其中如“做对填字游戏”般的趣味。今天研究者所面对的档案，已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整理者的因素，对它做批判性利用自然成为研究的戒律。不过，很多问题实际上仍悬而未决。国家图书馆的缩微文献复制中心编印过《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规模逾数百册。外交档案如何能入藏图书馆？又何谓“孤本”？其与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总理衙门、外务部档案关系如何？诸如此类，连编者也不尽瞭然。川岛真也搞不清楚。而很多研究者对这些影印史料基本是拿来就用的，不能不说有问题。
普及与提高
另有一个问题，可能已经略微溢出晚清史的“研究”层面。关于晚清史，有一个有趣的两极化现象：一是学院内的研究趋冷，学界的研究兴趣一直往后延，同辈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二是社会上反而成为热点，通俗读物、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作者多数是民间写手，也有个别学院出身，前者姑不论，后者总体而言写得较滥，少见精品，原因可能是本身研究水准就有限，也可能是刻意迎合大众趣味。我个人是不大看得进去。历史书有两个层次，一是研究历史，二是写历史，后者的读者期待肯定要更广。很多受推崇前辈大学者都会写历史。现在的问题是，学院内的人看不上别人写的，但自己又不写，或许是不屑写，但也可能是写不出来。近代史领域内，有些大家做了示范，但效果似有限。开玩笑地说，罗大师（编按：指罗志田）已经是被公认为文笔萦绕，杨老师写文章生僻字太多，茅老师出了本号称随笔集的书，结果一大半是去了注释的论文。桑兵老师一向主张学问高深不必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新书《治学的门径与取法》就主张“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可见作史为文，均非易易。怎么写出让人信服且可读的历史书，不是我辈能给出答案的，但还是需要去思考、实践。
文史互济
最后谈一点跨出史学门的问题。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代文学研究者有史学化的取向，这里只是说“取向”，因为“史学化”不是以史学代文学，他们的“文学研究”本位并未失。但一些文学系出身的年轻学者，像北大中文系陈（编按：指陈平原）夏（编按：指夏晓虹）门人，写出了有分量的讨论近代史重要问题的书，他们的史料功夫、考辨能力不弱于史学出身者，而对于诗文集的理解利用的深度、贴近人物研究的感悟力、提炼构思大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词达意、谋篇布局的巧思，为我们所不及，值得借鉴、学习。历史文章，或过于饾饤，或过于粗放，很少例外的则偏于干燥、冰冷。本来文史不分家，现在专业分科是必然的趋势，但我们作为从业者如何带有反思去从事自己的专业，是应该留意的问题。所谓文史互济，不容易，但应该去追求。这和上面谈到研究历史和写历史的问题也有关联性。
晚清史研究应该是立体的、具有多个层面的。今天作主要发言的，专攻多是政治外交史，所谈可能还是偏重上层研究，仅是一得之见，挂一漏万，必不能全面，也谈不上到位。吕思勉说过，“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今天“学”的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恐怕还是落在实处，把它化成真正的阅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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