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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从“北洋外交”研究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取向——对近年几部海外著作的评述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第34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7月）
【内容提要：近年来，“北洋外交”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一个领域。重估“北洋外交”或尚谈不上蔚为潮流，但在两岸学界，乃至日本、欧美，都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此种风气。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 1928）》、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王栋的《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等几部具有影响的重要海外著作，相继被引介进来，非常值得关注。本文拟以这几部著作为中心，尝试讨论学界之于“北洋外交”提出了哪些新的认识，从这些认识所反映的取向对中国外交史研究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
小引：北洋外交的“拨乱反正”？
辛亥百年的纪念庆典已经落幕，而如何理解这段“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转折时代，仍旧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革命”总是喧嚣且易令人激动，相比之下，因辛亥革命而产生、复因大革命而终结的中华民国前期（1912 1928），即习惯上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似乎显得遥远而缺少光彩。国内学界早前总结“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史”时，就注意到它“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更多的人的青睐”，之所以如此，归根于其“先天缺陷”：“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些反面人物，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他们之所制造的历史现象也多是黑暗反动、祸国殃民。为什么放着正面人物和光明宏伟的业绩不去研究，而沉浸于历史进展的反面？”【1】北洋时期的整体负面化也包含了对其外交领域的评估，最明显表征就是被冠诸以“卖国外交”、“屈辱外交”、“弱国无外交”等帽子。如果要追溯这一认知的源头，可谓其来有自。民国初年，激于内忧外患而产生的一大批题材涉及外祸史、国难史、列强侵华史、近代外交史的著说，针对同时期政府外交，已饱含批判锋芒；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沿用“中华民国”国体，但政权更替已成事实，它抨击“前朝”外交不利从来不遗余力，这种政治性的评价口径渗入历史书写，一直延续到了台湾时期。国、共两党尽管为政治对手，在史观方面却颇多一致性，皆以孙中山传人自居，视北洋政府为革命对立面，其所争者不过是谁更“革命”而已。相对而言，海外研究比较超然，美国学者浦纳德（Robert Thomas Pollard，1897 1939，一译波赖）研究北洋外交的经典著作，将这一时期径命名为“收回国权时代（the Period of Recovery）”。【2】日本学者坂野正高（1916 1985）受其影响，对此期中国外交的评价亦相当不俗，认为北京政府外交当局利用国内、国际环境，“切实有计划地推进了收回权益之事业”。【3】不过，总体来说这类研究仍不算多，在常见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架构中，败落的北洋政权基本上还是被作为“过渡”章节来处理的，相关外交问题研究并未能充分展开。有鉴于此，约莫十年前，有论者反思民国史研究因“优胜劣败”进化史观影响而存在的“倒放电影”倾向，指出北洋军阀治下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学术等等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4】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政治语境的切换及档案史料的大量整理、刊布，北洋军阀史研究获得长足进步，实证色彩日见鲜明。大约进入新世纪后，对北洋时代的总体认知呈现出重建态势。在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一九二〇年代”都曾被单独提出作为讨论的主题【5】，相关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观察视角更趋多元，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特性在这一时段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渐成为一种共识。就外交史领域而言，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以“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会后出版了同名会议论文集，收录中外学者论文26篇，可以说基本反映了对此课题的最新思考。据编者介绍，“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解释北洋外交的本来面目，并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大特点”。【6】重估“北洋外交”或尚谈不上蔚为潮流，但在两岸学界，乃至日本、欧美，都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此种风气。前揭论文集中的几位海外作者，均有成熟的研究专著问世，如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 1928）》（以下简称《修约史》）、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王栋的《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以下简称《外交的形成》）等，相继被引介进来。【7】由此看来，“北洋外交再研究”不能说是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
结合当下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现实，民族主义、区域主义抬头，“国家”重回前台，与之关系紧密的“外交”再次进入研究者视线，似乎也不那么令人讶异。川岛真在其书“序论”中即指出，“在东亚冷战结构正在被区域性理论所替代，各国各地区现在必须一边建设国家，一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筑新的地域秩序，因此，将国家力量相对较弱、形形色色的角色都在探索对外关系的20世纪初期的“外交”当作研究对象，是不乏意义的”。（20页）唐启华在一篇回顾“北洋外交”研究史的文章中，也注意到大陆、台湾及海外不约而同地涌现出新成果，新生代研究群体逐渐成形，他从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指出：“在步入全球化时代的今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逐渐在全球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似应以平允开阔的世界观回顾中国参与近代世界体系的历程，平衡过去强调反帝、充满民族主义悲情色彩的外交史论。”【8】
前揭几部海外著作中，唐、徐、川岛的研究尽管在主题与论述面上有所差异，但均侧重外交行为本身的考察，强调利用档案重建相关史实，属于本色当行的外交史研究著作。相对而言，王栋或较多受到了后现代史学风气的熏染，其再三致意者与其说不平等条约本身，毋宁说中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认知与叙述，或条约认知与叙述（而非条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9】对同一作品的阅读和接受，在中外不同学术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兴奋点和发散性思路，上述著述不仅在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领域有实际推进之功，其立意、方法、视野对于广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亦颇富启示意义。唐、徐、王三位大作目前已经有了方便利用的中文版本，并在大陆学界引起积极的反响。【10】川岛真书在日本甫一出版，即被誉为“在时代语境中把握中国外交官为追求在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国地位而创立制度和政策的力作”，获得日本学术界分量至重的“三得利学艺奖”，不久也将推出完整的中译本。【11】因一些巧合的机缘，笔者有机会较早接触到这几部著作，对“北洋外交”课题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本文无意也无能力逐一评点这几部大书，而打算以它们为中心，结合近年来值得留意其他同类著述，尝试讨论学界之于“北洋外交”提出了哪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所反映的取向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
一 走向世界：“国际化的民族主义”与“文明国化”
根据前辈学者李恩涵的解说，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围有着狭、广二义，前者系“以比较单纯的外交事件或人物为对象”，后者则甚至可以“包括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12】如取广义说，那么所谓中国“近代”变迁，几乎与外交得失成败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也无怪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中国近代史”研究，其最重要的早期成果无一例外地偏重外交史。这当然与当时世界范围的史学潮流息息相关，但更为深刻的原因，恐怕在于学者们对于近代以来中外交往总体形势及其性质的研判。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史充满了屈辱和抗争的故事，由于立足点的差异，对同一段史事的历时性描述也可能导向不同判断：本土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中国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在另一近代化叙事中，这却相当于中国“走向世界”、融入所谓“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持续进程。上世纪80年代，钟叔和先生整理出版数种晚清出使日记，即冠名以“走向世界丛书”，为之作序的钱鍾书先生更俏皮地示意：“‘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他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对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13】 “走向世界”似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抗，只是如何定义那关键性的一步，仍旧众说纷纭。这既关系到行动主体取“被动”或者“自觉”的姿态，也必须考虑为我向往的那个“国际社会”是否准备欣然接受。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 2005）认为，清朝政府与西方不打不相识，继而在条约体系内调适自自身位置，从设置总理衙门、引入国际法、接受外使驻京、设立驻外使领馆诸方面可以证明，至晚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社会。【14】梁伯华也认为，“由于形势所趋及列强的压力，中国不得不派遣赴外使节，于是，中国在形式上可说是正式加入了近代的国际社会”。【15】张勇进（Zhang Yongjin）则指出晚清时期的外交尝试还带有诸多局限，一直要到1918 1920年间中国才算正式加入国际社会，并为各国所承认，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更加意识到国际间共同利益与合作的重要性，承认中外关系应由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所规范；另一方面，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改订不平等条约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参加了巴黎和会，并在英法支持下成为国际联盟理事会非常任委员。【16】
徐国琦重提“中国与一战”这一世界史上被遗忘的篇章，将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从战后移至战时，实际上也延续了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因外力牵动而被动参战，徐著强调“中国领导人慎重地利用时势主动地参战”，其短期目标是为获得协约国的财政支援，收复山东主权及德奥利益范围，长期目标则在以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政府得以参战并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创建，可谓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里程碑”。（8 9页）约十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曾提出，“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其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和塑造的，且最终必须由此来解释”，柯文（Paul Cohen）所说的那种“着重于内部研究”、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于民国时代，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的层面”。罗志田注意到，徐著多少也受到此说的影响。【17】徐国琦承认，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焦点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把它作为“考察中国进行蜕变、复兴和转型的参照系”：一战不仅标志了传统世界秩序的崩溃，更为中国重新调整她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机遇。（9页）虽然一战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在许多难以预料的方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反之，中国的战时外交及国际化努力也使得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而具有世界意义。用作者的话说，大战把中国变成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把欧战世界化了。
在研究方法上，徐国琦借用了他的老师入江昭（Akira Iriye）倡导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取向，即“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除以解读政府间往来文电为主的传统外交史方法外，更加注重宏观历史，强调国家间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互动，强调内政与外交的联系。【18】他并使用了“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这样一个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能相对新鲜的政治学概念，将中国对于一战的反应放入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有意识地参与国际体系、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长期历史进程当中来做观察。为此，徐著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重建相关背景，指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大规模思考国家认同及其国际地位的转折点，此后二十年间国内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特别以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交政策群体”的形成最值得瞩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入国际社会变为平等一员”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追求，这一切同五四思潮“救亡图存，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一脉相承。所谓“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包括了外交精英、一些工商人士及大量有阅读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徐国琦笔下，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顾维钧和梁启超，在他们身上折射的中国民族主义，不是排他性的，而是一种国际化的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
如果说徐国琦关注的“外交政策群体”包涵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公众舆论精英，那么，川岛真研究的重心则锁定为前者，其著作讨论了近代外交的方方面面，而贯穿中间的主轴，即负责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年轻外交官所具有的“近代”意识与建设“文明国”的志向。本书第一部“‘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第二部“‘文明国化’与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分别从制度与实践两个角度论证了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当时外交官确立了“文明国化”的目标，即追求文明国家的地位和国际社会成员资格（full member），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可以看到“近代外交的形成”。（2页）川岛真同样认为，“文明国化”趋向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早萌发于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举国形成潮流则在清末新政时期，其中1899、1907年清政府两次参加荷兰海牙和会对外交官僚世界观的转化和“文明国化”使命感的酝酿产生了重大影响。【19】至20世纪初，中国已清楚意识到自己在世界列国中的位置，因此从文本、程序、价值观多个层次接受国际法，参与国际会议和组织，继而发起“改订新约”运动，目标包括：（1）保持领土与中国的统一（包括行政上的统一）；（2）收回“国权”与一切利权不让给外国；（3）文明国化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大国化”）。对日本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对明治时期的“条约改正”运动不会感到陌生。“开国”后的日本意识到如不具备文明国要素，就不能被视为国际社会成员，因此着力健全国内法，以期达到“国际标准”，实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标。【20】本书讨论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时候，明确将国内接受（或适用）国际法的程度引为指标，进而区分为“文本性接受”、“程序性接受”、“价值解释性接受”三个阶段。（13 14页）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在作者观照中国外交的视野中，明治时期的日本外交相当于一条潜在的参照线，时序或有参差，而角度几乎平行，故而，他在欣赏民国外交完全投身“近代”时，发出堪与日本“媲美”的赞叹。【21】
稍早前，佐藤慎一从知识人角度描绘了19世纪以来中国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的过程，用他本人话说，其意在“反抗”在日本国内长期占据主导的左翼史学话语，将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放在“文明国化”脉络中来理解，最具一种“近代主义”的立场。【22】严格而论，这是一部属思想史范畴的著述，但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将“文明国化”当作关键词之一，也是直接受到佐藤研究启发的结果。（35页）不过，作者强调他所谓的“近代”概念，并不简单对应“近代化”理论或发展阶段理论中的“近代”，而专指中国外交官意识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范式及其所实行的外交，又说：“当然，不能断言‘文明国化’就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总意愿，但也不难想象，在了解国际社会或感受到不平等条约危害的人群中，总会涌现出一些人来思考这一问题。”（7 8页）于是，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主角 年轻外交官适逢其时地走上历史前台，而作为其志向最大公约数的“近代”和“文明国化”也成为本书展开的前提。
对外交官群体来说，民国前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顾维钧、颜惠庆等人回忆录都谈到，他们对国内政治不感兴趣，有意“超脱”于派系斗争，而实际掌权的军阀也乐将外交事务留给职业外交家，从而使他们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川岛真认为，“外交官群体的职业模式”正是在民国前期形成的，以顾维钧为首的一批外交官是被当时国际社会寄予期待的“青年中国”的代表。（113 114页）这一观点与徐国琦对“外交政策群体”的青睐有加，可谓同声相应。不过，如果将焦点从民国外交家推向一个更大的背景，这群人身上诸如职业素养、谈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权意识等等值得称道的优点，又似乎显得苍白。唐德刚多次说过，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而顾维钧还得排在周恩来、李鸿章后面，只能算那可怜的“半个”。【23】对北洋外交评价不俗的台湾学者唐启华，也承认欧战后中国在国际上的活跃不过“昙花一现”，主要因素为国际理想主义不敌现实政治、顾维钧个人表现与中国实力差距过大。【24】习惯由国内政治视角观察外交的学者，注意到“外交系”作为一个特殊政治派系之存在，并且追问道：“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1920年代，这批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25】这里反映出来的认知差异，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川岛致力于表现从事“近代外交”的主体及其行动，而中国研究者强调制约外交的国内/国际因素及外交近代化道路上遭遇的挫折。【26】换言之，前者更多看到了外交官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却对形格势禁的总体态势印象深刻。
川岛真认为，“文明国化”趋向以光绪末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为契机发生质变，但难解的是，1899年清政府派出使团参加海牙和会，仅一年以后，历史却导向了一场匪夷所思的义和团战争？新政十年清政府未见特别明显的倒行逆施，外交上也不乏振作的迹象，或如川岛所言这一时期已有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自觉、堪谓“收回国权时代”的起点，为何清朝被定格为“洋人的朝廷”，最终遭到革命方式终结？民国前期的外交家以使中国跻身列强行列为己任，甚至军阀历年发表的外交通电都没有提过“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更不用说反对帝国主义，可是像陈志让观察到的，“五四”后学生和工人的反帝运动已经把执政的军绅政权领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已经从“自省的民族主义”发展至“反帝的民族主义”。【27】张勇进有一著名观点，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非经由小心翼翼地遵循欧洲“文明”之标准而达成，而是“通过反抗西方国家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并且援引欧洲国家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来声张其主权而实现的”。【28】只是，在“遵循”和“反抗”这样形似对立的行动间达成微妙平衡，究竟是历史的实然，还是外交史家心中理想模型的投影？这恐怕是一个今天仍然让人无法轻松的话题。尽管川岛以实证方法重构外交史为己任，再三声明无意“重新评价”，不过由“文明国化”视点出发的一系列观察，恐怕也不能尽去重估的意味。所谓“文明国”是指具备国际社会完全成员资格（full member）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要素，这一前提已经提示了“文明国化”绝非一个单向的行为。约七十年前，蒋廷黻（1895 1965）已经意识到十九世纪人类发展分成“东方的亚洲”与“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中华民族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他那震撼人心的追问至今犹有余响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29】中国固然无所逃于这个“世界”，但在“走向”的过程中，国人心态却有无数的曲折，诉诸实践亦存在各式选择。用“国际化”和“文明国化”的视点发掘“反帝”理论下难于把握的外交特质，此一强调内在连续性的思路对于从事“外交”的特定群体或许是适用的，但要进一步处理复杂时代语境下中外关系的课题，无疑需要更为综合的研究。
二 “废约”之外有“修约”
伴随着国民革命的凯歌行进，“废除不平等条约”无疑为1920年代的最大“热词”之一。它是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学界研究的对象，也是革命外交标榜的目标。直到今天，在国人的历史认知中“不平等条约”几乎等同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而一度被高唱入云的“废约”口号也穿越了时空，为人所耳熟能详。学界对于近代条约的研究，其实主要对象仍然是“不平等条约”，包括其概念起源、定义标准、数量统计、形式流变等等方面，业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王栋的研究另辟蹊径，借用柯文（Paul A. Cohen）的话说：“本书的着重点不在不平等条约本身，更关注的是中国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从道德、法律和口号上对平等条约的理解的演变，以及与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关联”。在1842年以后的一百年，即费正清所谓的“条约世纪”里，王栋以为“不平等条约”承载了中国人的家国屈辱，始终占据着中华民族对百年“国耻”集体记忆的中心位置。通过考察“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语义演变及其实际运用，她从中归纳出三种解释模式：（1）道德模式（moral interpretation），主要体现于晚清士大夫对条约体制的理解，旨在以道德说服吁求列强承认不平等条约的不公正性。（2）法律模式（legal interpretation），条约问题被看做是外交官僚的专属领地，不会从根本上质疑条约体制，尤其排斥民众的介入，例如顾维钧评论“‘人民外交’一贯高喊‘志在完胜’的口号，但它是决不会带来成功的，只能搞砸谈判”。（3）宣传模式（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使用带有强烈感情冲击力且通俗易懂的白话文，通过重复某些口号激发民众觉悟，此类启蒙方式可以被称为是“被控制的唤醒”。（85 86页）王栋认为，政党和国家控制下的历史学一次次对不平等条约做出新的诠释，谁一旦把持了民族历史的话语权，号召以“废约”的方式终结“国耻”，那么也就抢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显然，国共两党通过对不平等条约历史的“不断定义”与“不断叙述”，从而确立权威与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无疑属于王栋所述三种模式中的最后一种。【30】
如果说王栋以“不平等条约话语”为研究主线，揭示出“废约”叙事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已非单纯的学术问题，那么，这一认知也为研究外交实践过程的史家所共享。唐启华为其著作设定的一个研究取向，即在于“探索史实与神话之边际”。他认为，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常相纠结，“扭曲偏颇之处甚多”，革命党利用宣传舆论抨击北洋外交卖国，“局外人不知真相，常被误导”；写作《修约史》目的，即试图将实证研究与神话形成（政治权力介入历史书写）的历程作对照，检讨诸多写进教科书的宣传与神话之谬误，减少政治对历史的滥用。（16页）川岛真同样认识到，不同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投射于历史中的“外交”，以致各时代的外交史叙述都反映了政治性，外交实被隐没在诸如“反帝”、“近代化”、“国家独立”这些跟正统性相关的论点背后。他坦白承认，自进入研究课题以来，始终有两个问题念兹在兹、不能释怀：一为阐明国民党和共产党谈论的中国外交史与外交档案之间的错位，二为研究19至20世纪“中国”如何形成并得以维持。（后记，658页）具体言之，“废约史”本身有极其复杂的背景：第一，废除不平等条约关乎国家或政权独立、生存的基础，由谁修改及如何修改可能成为其获得正当性的资源，因此对欲夺取政权或已夺取政权的势力而言，“废约”与“运动”、“宣传”、“动员”等政治行为密切相关；第二，作为“运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未必与外交史语境相一致；第三，就当时亲历者或后世历史教育接受者而言，他们的“记忆”几乎都建立在“运动”、“宣传”、“动员”的逻辑之上；第四，学界亦受此影响，存在着将中国外交史与建立在“运动”、“宣传”、“动员”逻辑之上的外交史等量齐观的倾向。（204页）上述倾向导致的一个具体后果是，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恒居于民国外交史的正统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摆脱条约束缚的叙述典范；与之相应，作为外交常轨的谈判交涉极少被关注，更因北洋政府的“政治不正确”，连带其修约成果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川岛真学理性地指出，以往具有优势的话语“是主权丧失史和收复运动史，而不是外交史，是‘强弱论’式的，而不是国际法式的国际政治史”（209页）；唐启华更不隐讳对于废约史“贫瘠单调”的不满，直言被标签化了的“国耻史”、“卖国史”读来令人“郁闷扼腕”。（544页）今人的批判，自有其具体指向，而从纵向的学术史视野看，仍属于中国外交史不断“学术化”的范畴内。上世纪20年代初，在“革命外交”话语尚未蔚然成风以前，蒋廷黻对时风已经有所体察和反思，坦陈《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的编撰，“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我更希望读者得此书后能对中国外交史作一进步的研究”。【31】这样说来，当代外交史家发出的声音也不算是“全新”或“空前”的，它们更多像一种历史的回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发现并且呼应了旧有的、被湮没多时的历史意识。
唐启华的《修约史》还原被“废除不平等条约”观念所遮蔽的北洋修约，重审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某种意义上带有了“祛魅”的涵义。欲求言顺，先正其名，何为“修约”？在近代中国外交实践中，“修约”一词较常见的用法有三：一是清末西方列强为扩大条约特权而实行的例行性修约；二是日本学界着重的“条约改正”；三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府认识到条约的危害性，遂致力于修约，以消除不公正条款，并改订平等新约为目标。（8 9页）其中第三种用法正是《修约史》的研究范围。在唐启华看来，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与“废约”都是达成此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路线，依据法例要求改订新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时，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条约。“修约”、“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可以视时势、环境及本身实力，作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动。只是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之二事，自此，“修约”、“废约”泾渭两分，“修约”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地成为负面名词。
《修约史》将自北洋开始的修约历程划分为若干阶段：（1）1912 1918年是“北洋修约的萌芽期”或“旧新交替之过渡期”。民初政府条约观念已有值得注意的发展，与无约国谈判建交时坚持平等互惠原则，不再给予领事裁判及协定关税等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915年签订的《中华智利通好条约》，首开未明文让与领事裁判权之先河，被称为第一个平等条约。（2）参加欧战为一大契机，为废止旧约特权、收回已失国权，开创了可贵的先例。1919年前后“修约”朝着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对德、奥等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对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希望条件》说贴，虽未达到目的，但中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中提出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对无约国及战后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订约，不再给予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3）1920 1925年间北洋政府完成了《中德协约》和《中奥商约》的签订，并在此期间与苏俄订立《中俄协定》，这是北洋修约的重要发展阶段。此期签订的《中奥通商条约》被认为是中外缔约以来最平等详备之条约，成为此后北洋政府与各国平等订约的蓝本。（4）1925 1928年是北洋政府“到期修约”方针的酝酿和实施期。五卅之后北洋修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向列强同时提出修约要求，并最终召开了关税特别会议及法权调查委员会，得到了列强的空头许诺；二是区别不同国家，对个别旧约期限届满者如比利时、西班牙，宣布条约失效。综而言之，除了与中南美洲、亚洲的战后新独立国或德国等战败国进行双边交涉，缔结平等新约外，对有约特权国的“修约”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集体修约，即同时向列强提议修改旧约中有碍中国主权及片面性质与不合时宜之条款；二是个别修约，即就个别国家条约将届期满或将届修改时期者，陆续提商修约。（343页）唐启华特别强调，鉴于集体修约成效不彰，北京政府决定改弦易辙，1926年初确立“到期修约”方针是北洋修约的一个重大突破，而其法理依据为《国联盟约》和“情势变迁”原则。（541 542页）“到期修约”在实施上有相当的弹性，如对比利时、西班牙坚持期满废约，对法国、日本则顺势展期。北京政府宣布废止《中比条约》、《中西条约》，可谓树立了中国外交的里程碑。
《外交的形成》内专辟一章，对“北京政府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政策”同样有所考察。川岛真将“修约外交”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前者包括1912年以后所有条约改订，后者则特指1925到1928年间的“到期修约”，北京外交部在收回主权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主要集中在后一时期。（50页）现实中的条约修改不可能是“革命式”的，所采取的方法是等到条约有效期满再次缔约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去除不平等性，抽去最惠国待遇的根基，这就是“到期修约”。可是此法只适用于条约缔结国中的非列强国家，对所谓有约大国列强，北京政府采取了“浑括主义”（日语又表述为“概括主义”、“一括主义”，姑译作“一揽子主义”）的政策，在国际会议等场合提出修改所有条约，此即唐启华所谓“集体修约”，而左右其成败的关键则在“最惠国条款”：即使进行个别交涉，只要留有此款，就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成果；同样，只要某一国未放弃特权，表面上平等互惠之条约仍形同具文。既有研究对“集体修约”的评价普遍不高，川岛真的观点颇有不同。《外交的形成》强调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两度提出修约之原则性要求（特别针对列强），为个别交涉缔结平等条约铺平了道路，对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解决具体悬案有所贡献。并指出，先行研究主要在狭义范畴上使用“修约外交”概念，且将之视为北京政府一贯的外交方式，实际上因最惠国待遇的存在，北京政府在“到期修约”的外交实践以外，也有主张“浑括主义”（并非“革命”）以期一举解决的一面，包括唐启华在内的研究者“并未充分言及这一点”。（50 51页）这一批评应该之针对2004年以前的研究而发。从《修约史》来看，唐启华已经吸取了这一意见。【32】
过去学界常以走法律路线的“修约”与走政治路线的“废约”，作为北洋修约与国民政府革命外交分野的标帜。根据对中比、中西修约案的研究，唐启华认为此种区分意义其实不大。北京政府主张“到期修约”，因修约不成，断然宣布旧约期满“失效”，演变为“到期修改、期满作废”，在此“修约”与“废约”两者已融合为一，兼具法律依据与革命精神。（550页）另方面，广州政府联俄以后，由修约转向废约，与世界革命理念结合，然而，“反帝废约”重要源头之苏联对华平等，由实证研究观之，政治宣传多过史实。通过对《中俄协定》的个案探讨，唐启华发现苏联并没有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甚且对外蒙及中东铁路的争夺，与列强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内政的介入程度，更是超出帝国主义列强甚多。（307页）川岛真也指出，北京政府在国际会议场合提出一律修改条约，在获得国际社会部分承认的过程中找到了迈向1920年代中期修约外交的门路，而且在主张“一揽子解决”这一点上与革命外交有异曲同工之效。（317 318页）北伐统一后，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1882 1962）以实行“革命外交”闻名于世，而在此前，他两度出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到期修约”方针正是在其任上确立的。唐、川岛两位研究者不约而同都特别注意到这一人物，因为在他身上正充分体现了民国外交的连续性：南京国民政府尽管以革命性的“反帝废约”为号召，但究其实质，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代政府“修约外交”的成果与手法。
三 中央与地方的外交互动
在北洋时期，由于中央权威的“虚悬”以及事实上的地方割据，导致北京政府实际控制力的下降，从而为各种地方势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舞台，甚至在“外交”这样一个似乎只能由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领域，也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景象。理论上，北京政府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但南方广东政府从来未以边缘自居，为了争夺“正统”，在外交领域多所表现。川岛真对此有相对持平的见解，他指出：过高评价北京政府的外交成就，就有可能忽视其实效统治能力缺乏、条约履行能力薄弱、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有限等事实；反之亦然，广东政府尽管主张自身为中央政府，实际不过是一个甚至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地区政权，理想虽高，其实效统治领域却比北京政府更加缺乏，且几乎没有办过实际“外交”。因此，主张研究中“不应以两者中任何一者的语境为依据，而是尝试将其综合为一个整体”。（51 52页）唐启华亦认识到中央政府权威衰坠、管辖范围有限的事实，许多对外交涉必须与地方政权合作进行，不过相异于先行研究多见南北政权对立和竞争的一面，他强调“南北外交之互动”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修约史》虽然以北京政府为对外交涉主体，探索北洋修约之发展脉络，但仍包涵全中国外交的视野，注意广州、奉天、新疆等地方政权与中央在修约事务上的往来关系，看到南北外交有竞争，也有合作。北京是中央政府，要依据国际惯例与国际法理与各国交涉，国民政府是革命政权，可以宣传政治解决，不遵守法理。但如前述，“修约”和“废约”的差异其实并非那么黑白分明，北京政府“甚至大放异彩地废除了两个条约，在外交上盖过了国民政府‘废约’的光芒”。（343页）唐启华并指出，1926 1927年之际，北洋修约与国民政府“废约”之威胁相辅相成，共同达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突破，推动北京外交部思考新的修约策略的动力，很大部分在于昂扬民气及广州政府对外锐意进取的刺激。仍以中比交涉案为例，英国对华政策原是针对国民政府，却遭到“革命外交”之羞辱，反倒呼应了北洋“到期修约”，适时促使比利时对北京让步，广州“废约”成为北洋“修约”的一大助力。（521 523页）由全局观之，修约较合法理，可积累成果，但不易突破现状，革命可突破，但只能用于一时，是特例而非常态。《修约史》将南北外交视为整体的两面，互相影响，从而实现对中国外交较全面均衡的认识。
北洋时期通常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分裂性”，这一判断是否适用于外交领域？唐启华用若干案例提供了反思这一问题的具体素材，川岛真的研究则更富理论视野，在这方面，日本国内已蔚为风气的地域史研究，是不能忽略的一大学术背景。“地域史”的指向，既包括超越“国家”的区域，也包括“国家”内部分化的地域，而两者研究意义的共通处在于“国家的相对化”，即强调“国家史”的限度。【33】《外交的形成》无疑为实证外交史的标准著作，但细微间仍映射出一时学风的沾濡，如川岛所观察到的，在当前日本学界，“中外关系的研究不再用政治外交史这种生硬的形式去阐述，而是提倡将其作为以地域性和文化性为考虑的多层次关系的整体加以研究”。（22页）本书从中批判性地汲取了养分，“序论”直言不讳地承认：在区域史盛行的中国史研究氛围里，应勇于选择这样的课题 “中国”何以能够存在？（20 21页）这里面包含的追问是，晚清以降直至共和国时期，经历了多次革命与国家建设进程的中国，如何能作为“多民族统一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存在，而未产生在其它帝国体制中几乎无法避免的解体？在作者看来，外交史研究的意义正凸显于此，可能成为解答上述问题的“钥匙”。具体言之，对将国家统一当作最优先课题、又缺乏有效统治能力的北京政府来说，“外交”是一种寻求“中央政府”正当性的资源，对外在维持国家形象，对内则彰显于国民；而国际社会一般也会指定一个“中央”并予以维持，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谈判对象，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不仅获得政治正当性，还能得到分配贷款、关税等实质利益。
《外交的形成》第四部“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讨论了广东政府外交的三层结构、以交涉署为中心的地方交涉、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组成过程以及中国对关东大地震的外交反应等一系列问题。研究表明，在外交上北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有很多发生关系的机会，尽管存在地方割据及种种混乱，但几乎所有政治角色（包括“军阀”在内）都未怀疑“中国”这一整体的存在，他们仍然作为中华民国的一员进行各种活动，不约而同地关注于外交问题，主张对外统一。除政治性因素以外，作者特别强调电报技术、新闻媒体等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正由这些新式途径，北京外交部征集各省意见以达成“统一说法”，驻外公使用通电形式谋求“国民”理解，地方性涉外案件一变为国内各阶层共享的话题，这种全国性的关心形成维护主权的共识，并为外交部官僚、国际会议代表、地方交涉承担者们所贯彻。（465 467页）于是我们看到，作者笔下那些熠熠生辉的青年外交官为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修改不平等条约不懈努力，而地方也至少在外交方面支持中央，因此，“中华民国”或“中国”的大体统才得以维系。
然而，正如历史结果所显示的，“分裂”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著名的军阀研究学者齐锡生早就注意到，在民国前期，“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赞同，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信念”，而军阀割据、自辖一域的事实明显有悖于这一原则，结果，地方统治者“陷于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34】同一性质的“矛盾”，亦见于外交领域，“近代”的外交或为各方所趋同，行为主体却严重分化。连川岛真也无法否认：“各方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些共同取向，或者并未意识到这一共同取向应被统一至中央政府之下”。（543页）书中呈现的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团等多个主体同时进行着“外交”的一幕，提示了历史无奈的一面：外交取向一致，却无法实现深度整合；各地方相互关联，却在“中国”这一整体中各行其是；“近代化”众望所归，却没有开花结果带来一个“近代国家”。这一悖论式的现象，被作者命名为“脱节的近代”（“分節化された近代”，5页）。当“脱节”的过程最终以政治解决的方式最终得出结果，此时对于不同外交主体的回溯性认知，就可能存在失真的风险，比如，南北政府实质性的外交方法上本无多大差别，成果却全算在了“革命外交”的账上。
过去对“北洋外交”评价过低，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外交的“双面刃”性质。北京政府通过外交活动寻求正当性，同时也伴随着风险，一旦发生“失误”或“失败”（实质未必如此，也可能是引起此类评价的争议性话题），就有可能引起其他政权的攻击，从而流失正当性，其时外交反而成为负担。作者很擅长从国际政治史角度为中国外交定位，注意到北京政府被捆绑在华盛顿体制权利再分配框架内这一事实，而两者连带关系造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后果。（349页）这实际暗示了北京政府具有某种“外向”性格的原因：在外交领域，它的重心一直放在对外政策方面，而很少将时间花在形成国内共识的繁琐手续上。外交政策多由欧美归来、具近代志向的外交官僚所推行，“文明国化”无疑属外部评价指标，以此为基础的政策少受国内形势束缚，也很难说得到了国内支持。一个显见的挑战，即政府如何因应“国民外交”的潮流。《外交的形成》中考察了1923年北京政府对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外交应对，从中央与地方把握“外交”的不同以及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难说良好的互动中，窥见“北京政府外交失去支持的原因之一端”。（538 539页）在川岛看来，北京政府缺乏将社会运动用作外交“后盾”的真正手段，尽管它沿用了形同清朝的征求地方大员、名流意见的方式，为谋求“国民”理解做出了努力，但实际情况却显得笨拙和低效。此说可与王栋书中的一个观察并看 北京政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徒诉诸技术层面对待不平等条约，而“未能向民众提供一个明确的民族目标，并藉此有效地确立和实施其权威”。（5页）在此意义上，北京政府外交确有类似“19世纪式的主权国家”外交的一面，本质上还是一个不太进行“组织”、“宣传”、“动员”和“解释”的政权，不擅长意识形态作业，既未能在对外政策上形成充分共识，又不具备向国内说明外交成果的机制【35】，而这些要素，恰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所共有。进入20年代以后，北洋政府难以从容应对革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兴盛的潮流，面对国共联手的挑战，终于失势，不宜矣乎？
四 强调连续性的贯通视野
中华民国前期上承自清朝，下启整个20世纪。越来越多研究者认识到，“北洋外交”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居于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如唐启华所见，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修约传承关系”。【36】《修约史》专门有一章考察了“清季官方观念与实践”，而这也可以说是“北洋修约”之“前传”。书中指出，清政府的修约认识，最早始于对“利益均沾”条款弊害的认识，其后因财政困难，修约要点逐渐移至提高关税税则上；清政府主动修约应发端于《马关条约》之后，依据“十年届满”条款主动向英国、西班牙提出修约。新政时期的修约努力，主要表现在与各国修改商约及中俄修约交涉两事，前者多受学界瞩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后者为被忽略的重要个案。唐著认为此次修约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修约，虽然无果而终，但从中已体现依据十年修约条款、尝试以“到期修约”的方式去除俄国特权的企图。若与北洋修约联系起来看，此次交涉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期间持续进行，直到民国成立之后，继续由陆征祥在北京与俄使交涉，饶富清末民初外交传承的意味。
对于清政府上述作为，《修约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足见清季外交并非完全被动，有其国权意识萌发，与国内法制改革、立宪运动、收回路矿权相对应，对外要求修约的努力”。（47 48页）若与川岛真在清末外交中所看到的“近代化”志向相比较，两者旨趣相当一致。《外交的形成》一书指出，同、光年间清朝已意识到既订条约的“不平等性”，将修改不平等条约视作主要的政策目标，其具体策略是，仿日本以力行新政，取得列强同意改正条约之先例，在国内完善法律和制度以彰显“近代”，在国外努力提高国际地位。新政时期的修约尝试及海牙和会的经验，实际上为民国修约外交铺垫了基础。从夷务→洋务→外务→外交的用语变化过程【37】，也可以说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关系的姿态及体制的长期变化。（17页）被当做正式迈入“外务”时代标志的外务部的成立，一般认为是外因（列强外在压力）与内因（中国内部的改革需求）结合下的产物，把外务部置于六部之首系由列强主张。川岛真则强调了“被认为是外压的部分，也有清朝的参与”，在此过程中，列强只提出了改革的框架梗概，清政府主动把握成立新外交机构的契机，将其内在化、制度化。【38】他并且注意到，清朝外交的遗产以某种曲折的方式为民国所继承，民国外交部无论在体制、政策还是人事诸层面，均与清朝外务部均有着极深的渊源；倒是同属清朝外交机构序列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之间，反而呈现承继关系的明显断裂。（86页）这一似挑战常识的观点，对我们重估新政改革颇具意义。长期来晚清史被划入近代史范畴，似一直缺少自主性，而后者的研究框架多为革命史观所规定，现存研究多注意朝野“对立”，偏重清政府的对立面，“革命派”当然是首要的，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史观的流行，革命与改良的价值评判标准又有转移，“立宪派”的作为受到更多关注。相对而言，清政府反而研究不够。所谓清政府“研究不足”，并非认为其不重要，恰恰相反，写作近代史的任何章节，都无法忽视国家权势结构的存在，但多数论述中清政府的性质是自明的，且被高度抽象，这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将清政府形象固化，较少关心其内部的变化程度，另一面又往往将外部反应的原因径直导向清政府，给它赋予太多的解释余地。如果忽视晚清既存权势结构的变化程度，就很难解释清政府自我革新及迅速覆亡的历史。仅就外交领域而言，清末民初在外交行政体制沿革、政策变动、人事嬗替等方面有关连续性及非连续性的课题，用川岛的话说可谓“堆积如山”（49页），恐怕只能一个一个解决，才有可能对清民鼎革的意味有较准确的体认。
过去“革命史观”强调辛亥革命及大革命前后的断裂性，加以南京政府承继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之名称，自称实行“革命外交”，因此外交史家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北伐前后“革命外交”上，认为南京外交系继承武汉、广州的传统而来。事实上，“修约”并未随北洋政府覆灭而结束。唐启华指出，废约是革命高潮时的口号，可暂而不可久，长远来说，修约仍是主流；南京外交实脱胎自北洋，其“废约”意涵与广州、武汉已大不相同，反倒与北洋末期“到期修约”趋近。（553 554页）川岛真亦指出，“浑括主义+修约外交”与“革命外交”一道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手，成为了两张交替使用的外交牌，顺着这一思路，他继续反问：“革命和修约两张牌，就是从原则论发展而来的一律修改论和个别问题解决论，此二者难道不也正是现在中国外交的原型吗？”（331页）“近代外交”包涵的某些因素既为国民党政权所继承，一直及于台湾，亦为共产党政权所继承，并历经曲折在改革开放后再度走到前台。在此意义上，中华民国前期真正相当于“铸造中国近现代外交的时代”。
如果说，《外交的形成》第一、二部以“近代”、“文明国化”的思路，勾勒出晚清以降中国外交的总体走势，那么继以展开第三部“中国‘传统’外交的潜流”，则透露作者的学术野心不止于此：在近代化汹涌大潮中发现“传统外交的潜流”，意味着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把握中国外交。“宗主国”、“大国化”、“空间意识”是统括这一部分的三个关键词，其间讨论了中国对朝鲜、暹罗的外交及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围绕新疆的中俄交涉。这些问题对国内读者来说，也许会有些感觉陌生，它们实与日本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相关。前述地域史研究聚焦于超越国境线、由文化或经济纽带联系的区域历史，为习惯从中国内部看问题的人们提供了由周边观察中国的新视野，而继起的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遭遇后，原有连续性已被打断，又该如何估计亚洲社会内部新的互动关系？在“国家”作用相对化的地域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课题之一 “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 又该如何定位？“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相对峙、相纠葛，继而被打破、纳入的分析模式，曾为费正清和坂野正高等一代学者所共享。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即使不至于沦为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压迫下节节败退的记录，也很容易被看作被动响应外部挑战的结果，这样多少受到“西方冲击论”主导的解释，已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茂木敏夫适时地提出“帝国在近代的再编”的课题，认为处于对外危机中的清朝也和日本的废藩置县一样在摸索主权国家化，因此在新疆、台湾建省，使之内地化，并强化对朝鲜等地的治理，将之以“属国”、“保护国”来对待，这些都是原本实施多元统治、内部地域多样化的“帝国”演变为近代国际法主权国家的过程中的重要步骤。【39】他的解释并未简单套用近代化理论，而有意识地克服“朝贡”/“条约”二元论，试图在清朝体制的连续性中找寻定位。某种意义上，川岛真以外交史取向的实证研究，正具体探讨了“中国”作为国家建设之单位实现重组的形式及后续变化，如其所言，“本书在关注‘文明国化’这一点上或许被认为是‘近代重组论’的延伸”（43 44页）。茂木提示由“清帝国”到“中国”的重组线索，毋宁说带有某种收缩性质，而川岛在此过程中看到了中国探索近代国家化的道路，其最终目标是成为强国或列强（powers）之一，在这里“主权”和“宗主”常常被连带讨论。【40】所谓“大国化”，一方面表现在克服不平等、争取与列强对等的意识，另一方面则为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倾向”。（419页）这一说法置于中国语境，确乎稍显“奇特”，因为在过去为我们熟知的“反帝”叙事中，中国难道不是一直扮演着“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的那一个么？川岛真将“对非列强外交”这一从来游离于国内学者研究视野之外的课题拉回来，并视之为构成“近代外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清朝在调试对朝鲜关系过程中，在当地建立了租界，民国政府尽管有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意愿，但也未考虑废除在朝租界。据此，《外交的形成》指出，中国从中谋求的是与欧美列强的对等地位，其之于朝鲜仍为“帝国主义式的存在”；中国在国际联盟中利用亚洲名额就任非常任理事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时又以“亚洲领袖”自居，为殖民地地区流亡政府代言，如此种种，不仅为向列强看齐，更有充任弱者代表的自觉，同书不客气地解读为“大国作派”。（420页）如何认识“对非列强外交”的性质，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课题，本书追踪民国外交家的视线和作为，无异打开了一块“西方”以外的开阔地，这样的外部观察虽不免“定位日本”潜在考虑，但对于理解近代中国人认知的“世界”范围或“进入世界”的方式，确具有相当的提示性。唐启华、林学忠等华人学者的现实关怀与川岛真不尽相同，他们也没有专门讨论东亚世界的近代转型问题，但还是感觉到了长时段历史的隐伏的线索。中国参加海牙和会时，对于“一等国”地位的执着令人印象深刻，其固然不免对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传统天朝大国的理念，恐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传统的华夷思想及华夷关系已转化为“文明/野蛮”的二元论述，以及一等国与三等国的关系。【41】
另一方面，在历史连续性中的讨论“中国式外交”，也存在相当的风险。诸如“中国自古以来……”、“朝贡关系古已有之……”之类的论调其实司空见惯，却又似是而非。在川岛真看来，不经反省的连续论容易造成历史重演或循环的印象，显得过于“单调”。中国对朝鲜外交将自己置于对方之上，对暹罗的交涉会因“皇帝”称号问题而中断，在处理这些现象时，“华夷秩序”或“中华意识”往往为现成的解释工具；他对此抱有足够的谨慎，强调“因确证材料并不充分，断定这就是对中国传统外交的继承，在分析方面未免先入观过强”。（419页）在现实感强烈的作者眼中，一般中国论中常以“传统”面目出现的“大中华”思想，就很难于外交史得到完全实证，这类解释近似强加于中国的议论产物，是一种极易与中国威胁论走到一起的经不起推敲的“话语”。朝贡体制下孕育的华夷秩序、方位性、中央/地方关系等等，作为外交的“软件”可能从民国时期一直继承到现在 但也仅仅是作为“软件”而已。
五 建立于文献批判之上的实证取向
学界风尚的转移是耐人寻味的。80年代后半期柯文（Paul Cohen）在大洋彼岸倡议“在中国发现历史”，本来针对美国学界发言，不期然在异地引发巨大反响；继之而起带有后学风味的“在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呼声，更使近代史研究的重心不仅内转，而且下移了。外交史研究整体趋冷，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而在其内部，本身研究的取径也发生着变化：人们的兴奋点转向相对抽象层面的观念形态，对具体外交实践殊少兴趣，文化批评的犀利锋芒弗远莫届，甚至外交主体的实体性也被打破，由民族国家转移至“文化间接触的结构”，殖民地话语俨然为新的议论焦点。更不要说，随“语言学转向”而起的历史认识论危机极大动摇了通常认为史料为现实对应之物的看法，“历史若文学”这样振聋发聩的观点大胆泯灭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这对以“科学之史学”自况的兰克实证史学无异于釜底抽薪。而我们不要忘了，兰克赖以起家的正是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传统外交史。曾几何时，诸如“国家外交史”此类被理解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叙事，反而近乎有待被“拯救”的对象了。这也许不是偶然，类似状况发生在日本，用川岛真引用东大教授佐藤慎一的话说：“中国外交史是绝学，做这门研究的就像珍稀动物大熊猫。”（后记，657页）如此来看，他们的工作几乎具有“兴灭继绝”的意味了。
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所谓“文化转向”，同样让台湾学界感受到冲击。唐启华在《修约史》“绪论”部分，亦不得不对那种注重追求意义、认为“史实”无法重建的观点作出回应。在解说策略上，他采用了以研究程度区别的两分论：欧美史学实证研究基础深厚，在此根基上作“意义”之探索有其价值，而近代中国历史学深受政治因素影响，实证研究根基仍相对薄弱。以此故，若一味追随西方探索意义，放弃史实之追寻，则容易陷入无根的虚无状态，十分危险。（15页，注1）同书对方法论的说明十分直捷，甚至可以说是掷地有声：“本书立基于北洋外交档案，并尽可能使用多国档案作对照研究，依循近代实证史学源头之兰克学派，追求相对客观，试图重现史实。”（15页）
相比之下，同以外交档案为基础材料的川岛真，在史料批判方面有更多思考。在写作《外交的形成》一书时，他已预备有人会提出“外交文件是否真能代表历史事实”这样的疑问，并指出：“外交”存于舆论媒体、当事人回忆及同时代人的理解之中，与“政治语境”同在，同样，外交档案也带有某种价值取向，既然都不免价值取向，那么如果以“外交”为研究对象，当时和当事人性质的价值取向就应当首先得到整理；外交史研究就是在以各种形式残存的记忆中，用“实证”手段进行去伪存真的尝试，只有依据当事人的史料 “外交文件” 进行事件史式的平稳叙述，才能够打破那些先入观念和印象。（19 20页）对多数人来说，那种以国家为出发点、用文件编织经纬、平淡地叙述史事的外交史著作，一般很难引起多少阅读快感，但本书作者却有一份固执的自信：外交史研究之所以不乏意义，恰在于它是“了无趣味的事件史”，“事实”本身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它非常适合向那些“评价类”话语提出质疑。
川岛真的研究不仅包括史实重建，也包括 “历史记忆”的再思。他认为，民国外交史记忆的编织与“文明国化”外交相匹配，也持续地发酵着中国人的情感，而这一工作不仅体现在诸如《清史稿·邦交志》及民国历史教科书等“著述”，也贯彻于《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以“史料”面目出现的文献。以编成于民国初年、1931 1932年刊行的《清季外交史料》为例，其性质已不止于单纯的史料集成，而带有鲜明的编纂意图，用形象的比喻，它起到了一种修改不平等条约时所需“账本”的作用。（630页）【42】日记、回忆录同样为外交史家喜用的素材，川岛真将以往最受瞩目、也最多为人所征引的《顾维钧回忆录》与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顾氏个人档案、口述记录对比，发现这部回忆录不过是他口述的一部分，形诸文字的部分且已被大大“纯化”。（69页）回忆录当然反映了顾维钧本人的看法，但离开外交档案，仅依据口述来勾勒外交史，无疑存在着川岛所谓的“顾维钧外交史”的局限。【43】
《清季外交史料》属于“私撰”性质，《顾维钧回忆录》则出自个人化的口述与笔墨，尚且不免利用的陷阱，那么官方背景的的出版物，更需要警惕。川岛真颇注意中国史研究“讲政治”的那一面，因史料长期由政府管理，官方整理出版的史料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私人文集，很可能成为支撑某种“事实”的根据。（20页）据此，其一面提醒研究者不要被史料作/编者的意图牵着走，一面底气十足地指出，外交档案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着相对上述几类史料“不能比拟的重要性”。另外，用外国史料写中国外交史现象曾长期风行，中国外交档案公开时间较晚，或公开程度不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原因；近来档案资源公开化、数位化在海峡两岸有长足进步，且公开的档案已非出于“对民国前期政治语境形成的关注”了，导向性没有那么强了。以上这些良性变化，构成了支持新式外交史著的背景条件。
“毋庸赘言，使用何种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要研究中国外交史就要使用中国的外交档案，此乃正道”（34页），此出于川岛真夫子自道。不过，《外交的形成》让人印象至深的，还不在于充分发扬档案史料优越性，而是作者能够将史料批判贯彻到底，即使对外交档案也不例外。在考察民初外交时，他主张从日常业务中形成的文档入手，有意识地避免从外交官业务之外留下的文章及实际过程中那些下文不明的意见书、草稿之类的角度去做阐释。换言之，本书课题是考察外交官的“现实”，即日常业务，着力所要阐明也非个人的思想，而是包括制度在内的整个政策。（37页）同书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清末民初外交官所追求‘近代’和‘文明国化’问题，直接阅读档案就能感受到这一点，而见于与旧朝贡国关系中的秩序观问题，恐怕起草外交档案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后记，658页）外交官“想什么”固然重要，但作者显然还希望把他们“怎样做”也一并纳入考察，在此意义上，史料的严格规定性有助于捕捉“外交”自身的动向。
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对史料“原始性”【44】的强调，以及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通过跑档案馆搜集研究素材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持“拿来就用”态度者似不在少数。档案信息泛滥，却少有人去注意档案本身源流、性质、形成过程等问题。事实上它与借助档案所欲解决的课题并不脱节，恰恰相反，对档案性质的适当评估直接关系证明或证否的效力，这本应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蒋廷黻很早就曾论及“史料的历史”（Documentary History），还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历史仿佛建筑，那么“史料的历史”，有如“一种特别的建筑物，墙上不加粉，板柱不加油漆，连支撑屋顶的栋梁皆赤裸的让人观看，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45】就本书课题而言，中国外交机构（按沿革顺序依次为总理衙门→外务部→中华民国外交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各档案分散在两岸各地，留存状况仅见局部说明，缺少综合调查，如何将碎片拼合成整图，是研究者先须面对的难题。川岛真历时十数年，走访大陆、台湾相关各机构，对外交档案的分存、转移状况及行政管理办法，有较前人远为进步的认知。【46】这一过程漫长而且艰苦，作者却视此为“解读外交档案的关键”，颇享受其中有如“做对填字游戏”般的趣味。（63 64页）比如，他发现北京政府时期外交档案的整理，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相当不同：后者带有较多日常业务的痕迹；前者的整理则特别规范，甚至显得有些刻意，“简直就像在说故事，给人印象是专为后世史家书写北京政府如何努力收回主权而编辑的”。（68页）事实上，这部分档案是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由未被正式录用的旧北京政府外交官僚在北平比较自由地整理出来，在此过程中不排斥有谋求自我美化的意图。今日研究者所面对的外交档案，既然已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整理者的视线，那么，对它做批判性利用自然成为研究的戒律。
川岛真在多个场合说明，本书要尽可能地远离各种后起的“评价类”话语，依据档案揭示“事实”，发现存在于民国外交官头脑中的“近代”概念，进而论述“近代”是何以成为追求的目标、如何构思并推行的。也就是说，要从北京政府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外交官的角度，描绘民国前期外交史。而这一视角的选择，也受到外交档案的规定。相应导致的后果是，在处理中外关系、北京政府与广东政府、外中央与地方、交与内政等多组关系时，都会偏向以前者为主导的档案史料构筑史实。在日本，川岛真以前的中国外交史学者多苦于无法利用藏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外交档案，只能从其他类型文献中爬梳外交史素材。坂野正高特别重视由政治视角观察外交，尝略带自嘲地概括其名著《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特色，“这是边学政治学，掉进汉文和欧文之根本资料深渊的作者，恶战苦斗的记录”，同书附录“文献导读”，取材之广、研读之精，即使今日读者看来，仍难免惊叹。【47】这不禁令人思索，川岛真著作所呈现的“近代外交”标准像，相对于前一代史家追求的“政治外交史”的立体叙事，究竟是一种提炼，还是窄化？当然，反观国内目前可见的几种近代外交通史，讲求面面俱到，但架构大于史实、较少利用一手资料的缺陷亦一望可知，在此层面上，川岛一书孜孜以求的档案实证方法，无疑仍具有示范意义。
全面检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绝非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从上述几个方面梳理的新研究取向，只是笔者阅读几部大作后一点体悟和思考，未必能够完全体现其精髓。尽管它们的酝酿和产生，约莫都已经过去了十年，而这十年间国内相关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在当年冲击力十足的观点，在今天或已成为中外学界的共识。不过，私心以为，这几部海外研究著作仍然值得一读再读，它们可能提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启发本土学者去深入思考这一学科的过往和未来。在学术全球化的当代，不可能存在什么单调的“中国特色”，无论如何，对学术进步来说，先因后创总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不易之道吧。
注释：
【1】来新夏、莫建来：《北洋军阀史》，载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52 553页。
【2】Robert Thomas 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31，MacMillan,New York,1933.著名的中国外交史家马士（Horsea Ballou Morse，1855 1934）提出了三个时期划分理论，即“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屈从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和“被制服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1894-1911），而波赖把“收回国权时代”作为其后的第四个时期，试图以收复主权政策为主线来描写北京政府的外交。参看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04，第53页。
【3】坂野正高：《第一次大戰から到五三〇でま 国權回收運動史覺書》,载植田捷雄編：《現代中国を繞る世界の外交》，野村書店，1951年。
【4】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载氏著《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5】狭間直树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国》，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23辑），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所编、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6】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 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中译本见《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Wang Dong, China's Unequal Treaties：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Rowman & Littlefield, 2005（中译本见《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王栋、龚志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年第一版，2009年再版。按，本文凡引唐、徐、王三书，页码标注皆据中译版本，引川岛书据日文初版。又川岛书已由田建国、田建华两先生译校，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使用引文时参考了译稿，谨致谢忱。
【8】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针对学界对北洋研究的偏见，唐启华还专门对“北洋”二字有所解释：“北洋”一词常带有贬义，严谨之学术用语应该是北京政府（1912 1928），但此用法易与1949年后相混淆，用“北洋修约”指民初北京政府修改条约之表现，使用此词并不带贬义。
【9】王栋的老师、加尔文大学裴士丹教授（Daniel Bays, Calvin College）如此评价王著：“通过分析和解释围绕条约的不同看法及争斗，以及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如何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象征，作者揭示了中国人对本国近代历史的看法的内在动力，这是一个从未被前人研究过﹑但却占核心地位的问题。”关于该书写作旨趣更细致的介绍，可参看龚志伟：《国耻叙事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评价》，《史林》2011年第3期。
【10】罗志田：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总第95期；马建标：《澄清北洋修约史真相》，《博览群书》2011年第1期；侯中军：《“废约”之外有“修约”》，《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14日。
【11】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川岛真著作的日文书评大大小小已不下十篇，国内学界仅有书讯式的简短报道（金莹：《国外新书评介·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５期），尚未见较深入的介绍和讨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48页。
【13】钟叔河：《走向世界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鍾书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4】Immanuel Chung-yueh,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p.209.同样是由徐中约执笔，《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 19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也有类似的表述。
【15】梁伯华：《近代中国外交的巨变 外交制度与中外关系变化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5页。
【16】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 19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New York: St.Martin Press,1991.
【17】William C.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China Quarterly, 150:2,June 1997,p.433.此文有中译本，见《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总第44期。徐国琦书系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而柯伟林是其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罗志田对徐著的评论见《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
【18】关于国际史研究趋势的深入解说，可参看吴翎君：《从徐国琦新著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学》第22卷2期，2011年12月，第186 191页。
【19】唐启华利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有关“保和会”档案，具体讨论了清政府参加两次海牙和会的事实，较川岛的研究更为细化，他指出清末明初中国大体上走“文明国化”的道路，参加保和会及国际联盟，签署国际公约，即为加入国际社会、追求文明大国地位所作的努力，这与川岛观点形成了呼应。参见其《“大国地位”的追求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1907）》，《兴大人文学报》第32期，2002年6月；《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 1917）》，《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
【20】参看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第二章“开国と不平等条约改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5 52页。
【21】此三阶段说已经启发了中文学术圈的相关研究，如林学忠近著《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即对此有详细讨论。尽管他也指出三阶段说有偏于“简单的线性进化发展”的嫌疑，但对近代中国接受国际法以总体上迈向西方意义的“近代”与文明国”化为目标这一点，其实与川岛有着相当多的共识。
【22】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96年；中译本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并见氏著《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60页。
【24】唐启华：《顾维钧与北京政府对国际联盟的参与（1919 1922）》，载《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05页。
【25】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陈雁：《卷入与互动：内政、外争与1920年代的北洋外交》，均载《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223、226页。
【26】事实上，川岛真在别的文章中也注意到顾维钧的国际名声与其在国内的孤立境遇适成反差，因缺少国内基础，只好在国际上活动；但强调顾氏所欲保全的与其说是清政府或中华民国政府，不如说是更高层次、抽象的“中国”。（川島真：《顧維鈞 その国際的名声と国内的孤立》，载佐藤慎一编：《近代中国の思索者たち》，大修館書店，1998年）这样的解读对于那种注重“民族国家”形式、将国家利益实体化的研究路数，无疑迥异其趣。
【27】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28】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 19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New York: St.Martin Press,1991,p5.
【2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页。
【30】最近国内出版王建伟著《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 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一书，最宜与王栋书合而观之。该书关心的同样非条约本身，这一点与王栋书旨趣相当接近，不过该作者没有太多纠缠于“不平等条约”的语义和修辞，也没有刻意将它作为一个“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处理，主要考察了“不平等条约”概念的形成、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各政治力量、舆论界、专业学术领域）对它的解释和运用，以及“修约”与“废约”口号之间的竞争关系。同书特别指出，“废约”口号的流行带动了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和文章，条约研究与“废约”口号的提出实际形成了一个“逆向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值得进一步研讨。参详拙文：《从“政治口号”到“口号政治” 〈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 1928）〉读后》，《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8月号（总第一三二期）。
【31】蒋廷黻：《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1920年），载氏著《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15页。
【32】唐启华在写作此书时，已意识到将“修约外交”视为北洋外交的代名词，并以之与广州“革命外交”相对应有所不妥。他承认：“近年考虑到1923年以前，南北皆主修约，以‘修约外交’称呼1923年以前之北洋外交努力，意义殊不明显，应聚焦于追求国家平等地位之修约订约，称之为‘修约’以与‘废约’相对应。”（页12，注6）
【33】礪波護、岸本美绪、杉山正明编：《中国歷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41页
【34】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 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35】国内学界对国民外交、民间外交、商人外交等问题的关心在逐渐增长。近有研究辨析“国民外交”概念，在中外民间交往一层外，主要指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参看周斌：《舆论、运动与外交 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国家政权之不能适应社会运动，而戕害到自身正当性，北洋政府是为一例。这提示“民间”层次的外交运动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国家政权性质。
【36】2004年的时候，唐启华已注意到，在强调跨越不同政权的连续性方面，他本人和国内学者王建朗“在尚未阅读对方作品之前，却几乎同时提出了类似的学术观点，颇有学术史上的特殊的因缘”。《“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7】具体言之，19世纪前半叶至1870年代为使用“夷务”概念年代，1860年代至1890年代为“洋务”年代，1890年代至20世纪之交为“外务”年代，1901年外务部成立标志着近代意义外交的开展，至民国肇始，“外交”一词便正式确立其地位。新近由岡本隆司、川島真编著的《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一书，收录多篇有关晚清外交的专题论文，概分为三部，即用“夷务の时代”、“洋务の时代”、“外务の时代”为标题分别统摄。按，该书集结了日本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多位新锐学者，他们都是成立于2004年7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会”的成员。
【38】川島真：《外務の形成―外務部の成立過程》，载《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第181－202页。该文中译版见《晚清外务的形成 外务部的成立过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9】茂木敏夫：《変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国際秩序》，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
【40】近似取向的研究，还可参看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41】之于“文明化”与“大国化”两个目标，林学忠提出了这样的理解：“尽管在理念上涵盖天下，以中国天子为世界中心的传统中华世界秩序早已形骸化，特别是原来东亚地域的属国、朝贡国已相继丧失，但中国仍然希望在以国际法为框架的世界舞台上，与日本竞争成为亚洲秩序的中心。”参其《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第399页。
【42】按相类似的史料批判也对准了《筹办夷务始末》，川岛真注意到这类史料是以军机处档案而非以总理衙门档案为主轴构成的，材料来源不同，也会体现编纂者立场的差异，惟谓《筹办夷务始末》的写作性质，“同为私撰”（630页，注11），似有微误。
【43】参看川岛真：《〈顾维钧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初探 从哥伦比亚大学收藏、未收入回忆录之档案内容来探讨》，载《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460 471页。
【44】 “原始性”多带有笼统的意义，存在于档案馆的资料，并不意味就居于史料信用层级的顶端，而天然具有更高的价值。
【45】蒋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66页。
【46】相关多种档案调查报告，可参看“川島真研究室·档案館情報”网页：http://www.kawashima
【47】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579页。该书有台版陈鹏仁、刘崇稜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
本文出处：《中国学术》第34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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